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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正月，景帝去世，太子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武帝即位时，大汉立国已有六十余年。汉初民生凋敝的景象已成过往，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国家的粮仓都堆满了粮食，府库里的大量铜钱多年不用，以至于穿钱的绳子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了。然而在繁荣之下，各种危机暗流涌动，随时可能爆发。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已无法适应社会形势，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一个积极有为的强汉盛世即将到来。
汉武帝刘彻，原名刘彘，景帝第十子，三岁时被封为胶东王。母王娡开始也并非景帝皇后，小刘彘与皇位几乎是遥不可及。不出意外一辈子也就安安静静做个诸侯王而已。然而景帝立储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变数。
景帝嫡妻薄皇后是景帝祖母薄太后为了自己家族显贵硬塞给景帝的，景帝很不喜欢这个妻子，始终不宠信薄皇后。因而薄皇后一直无子，景帝也一直未立太子。景帝三年（前154年），梁王刘武入朝。在宴会上，景帝喝高兴就随口说了一句我去世以后梁王来当皇帝。梁王是窦太后的小儿子，窦太后很是疼爱，听到梁王将来要继承大统后，窦太后开心得不得了。主持宴会的窦婴拿着酒杯上前说道：“天下是高皇帝打下来的，规定皇位父子相传，皇上怎么能擅自传位于梁王？”景帝也清醒过来了，连连称是，这事就过去了。窦婴因此把自家姑姑给得罪了，被罢了官，还被踢出了窦家户口本。完事以后，景帝就立了庶长子刘荣为太子，断了某些人的念想。
刘荣被立为太子后，薄皇后还未被废，但刘荣之母栗姬却已生骄横。馆陶公主刘嫖是窦太后的大女儿，景帝大姐，常搜罗美女进献于景帝。年长失宠的栗姬因此迁怒于馆陶公主。馆陶公主有一女陈阿娇，见太子刘荣还未有正妻就想给自己女儿谋取下一任皇后的位置，结果栗姬当场拒绝。馆陶公主记恨于心，转身寻求其他皇子，看中了刘彘。
刘彘的母亲王娡是原燕王臧荼的孙女臧儿的女儿，臧儿初嫁王家，生下王娡，丈夫死后，改嫁田家，生下一子田蚡。当时并没有守节的规矩，妇女再嫁稀松平常，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里县令之子、太守之子都愿意娶被休的刘兰芝就是一个例子。王娡长大后嫁到金家，生有一女，名叫金俗。后来因看相的人说王娡贵相，能生下天子。臧儿就从金家将女儿强制带走，想办法送进宫，成了太子的宠姬，生下三女一子。
王娡能以一个再嫁之女的身份得到景帝宠爱，其心机不言自明。当馆陶公主提出婚事后，王娡立马答应下来，还将自己的女儿嫁于馆陶公主之子。馆陶公主是窦太后唯一的女儿，在窦太后面前是相当有分量。在她影响下，景帝对栗姬越来越不满。景帝六年（前151年）九月，薄皇后被废。王娡暗中派人催促大臣上书请立栗姬为后。景帝大怒，斩杀上书的大臣，废太子刘荣，改立刘彘为太子。
刘彘能被立为太子无疑是母亲王娡与馆陶公主联姻的结果，但刘彘自幼聪慧，也给自己加分不少。三岁时，景帝抱于膝上，试问刘彘：“乐为天子否？”对曰：“由天不由儿。愿每日居宫垣，在陛下前戏弄。”景帝眼前一亮，对这个儿子喜爱有加。七岁时，景帝见其才学渐显，于是给他改名“彻”，意为充满智慧，达到圣德的要求。刘彘的聪慧从馆陶公主的选择也能看得出来。馆陶公主要想让景帝动废立的心思，自己选中的皇子就必须有可圈可点之处，能入馆陶公主的法眼，可见小刘彘绝不简单。即位后的武帝的确没有让人失望，把大汉王朝推向了顶峰。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建元元年（前140年），丞相卫绾上奏罢黜修习法家、纵横家的人，防止他们扰乱国政，武帝准其所奏。随后又任命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窦婴和田蚡都爱好儒家学说，推荐赵绾当了御史大夫，王臧担任郎中令。准备用儒家的有为代替黄老之术的无为作为治国之策。然而此时掌握大权是窦太后。窦太后是经历过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五朝的老人，亲眼见证了黄老治国几十年的丰硕成果。老年人常守旧，因而窦太后对武帝崇儒贬道很不满，王臧、赵绾被下狱处死，窦婴、田蚡被解除官职。
阻拦武帝的不仅仅是窦太后一人，而是许多受惠于无为而治的人，淮南王刘安就是其中之一。作为诸侯王的刘安，希望朝廷继续对诸侯国采取清静无为的政策，以使得诸侯国保持独立王国的地位。为此他组织门客编写了《淮南子》，书中主要内容就是宣扬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
虽然武帝此次任用儒家最终失败，但在秦朝遭受重大损失的儒家经过了几十年的恢复发展已经具备了代替道家治国的条件。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刘邦自淮南还，过鲁，专程到曲阜以最高规格的太牢（猪、牛、羊三牲各一）祭祀孔子，开了帝王祭孔的先河。由此儒家开始受到尊崇。秦始皇禁民间藏书与项羽火烧咸阳虽使儒家典籍几乎损失殆尽，但由于秦朝和秦末乱世时间都不长，研读典籍的学者大都还健在。西汉初年，经典复出，儒家六经之中除《乐经》失传之外，其他五经均得以流传下来。
汉初传习《诗》的有申培公、辕固生、韩婴，传习《易》的有田何，传习《春秋》的有董仲舒、胡毋生。传习《礼》的有高堂生，当时《礼》已经片简难寻，全凭高堂生口授相传。传习《书》的是伏生，秦始皇禁书时，伏生冒死藏《书》于壁中，而后出走流亡。汉朝建立后，伏生返回再找到时，《书》已丢失了十几卷。但这部残缺的《书》却是汉初天下唯一的一本。文帝时，征召传习百家学说的学者入朝受博士、大夫等职，在京城传道授业。当时伏生已经九十多岁，不能入朝，文帝命太常掌故晁错前往伏生处学习，学成归来后授博士。
在武帝即位之前，逐渐兴起的儒家就同占据主导地位的道家有过冲突论战。景帝时，在关于商汤与周武王是受命于天还是篡逆作乱的问题上，儒家辕固生与道家的黄生展开了激烈争论。黄生认为君臣秩序不可乱，君无道是臣子未能尽心规劝的结果，商汤，周武未能尽责反而弑君篡位不符合天命。辕固生则认为桀、纣尽失民心，商汤、周武是受命于天。
二人争论的是古事，却又真实的反映当时的社会问题。七国之乱时，吴王刘濞提出“清君侧，诛晁错”，景帝还真就杀了晁错，结果七国并未停止造反。不少后人就以此认为是景帝太天真，也有人认为景帝此举是为了不给七国以造反的口实。事实究竟如何，我们可以前后比较一下吴楚七国之乱与明朝时的靖难之役。
明朝与汉朝很相像，开国皇帝都是平民，都分封了同姓王，后来又都因为削藩而引发叛乱。两场叛乱都提出来清君侧的口号，只是景帝与建文帝的反应不一样。景帝杀了晁错，而建文帝则对力主削藩的齐泰、黄子澄依旧重用。对比叛乱一方，吴楚七国均为景帝远房亲戚，且兵力寡弱。而燕王朱棣是建文帝的亲叔，手下的军队驻守北平，长年与蒙古作战，兵力强盛。相较之下，好像景帝诛晁错与建文帝重用齐、黄二人的行为应该换过来才对。为何会有如此结果呢？答案是景帝时是道家治国，建文帝时是儒家治国。
道家清静无为，认为无为而治才是最好的，天下之所以出问题就是有些人想有所作为才搞乱的。所以七国之乱发生后，大部分人都认为没削藩的时候大家都过的好好的，战乱发生都是景帝强行削藩惹的祸。在这种形势下景帝只能继续无为，诛晁错，止削藩，以息事宁人。再看靖难之役，同样面对清君侧的口号，儒家的态度是有为。我不管你有多少理由叛乱，既然问题已经出现了，那就要彻底解决掉。诛杀主张削藩的大臣虽然有可能息事宁人，但只是暂时的压制，以后还有可能再发生叛乱。因而必须借此机会予以铲除。故而，七国之乱暴露的不仅仅是诸侯王势大的问题，还有道家无为而治的弊病。辕固生与黄生的争论也并非仅是思想之争，而是政治路线之争。
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窦太后去世，武帝始掌大权。建元初年被扼杀的新政，再一次被提上了日程。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国家的衰亡是因为后来的继承者失去了先王之道的原因吗？王朝兴衰是天命还是人为？夏商周三代君主承受天命的根据是什么？灾异发生的原因以及如何才能避免灾异使天下万物得天命所佑？针对汉武帝的策问，广川人董仲舒上《举贤良对策》作答，因首篇专谈“天人关系”，故称“天人三策”。
董仲舒认为天对人君是仁爱的，希望帮助人君消弥祸乱，人君刚开始犯错的时候天会降下一些怪异的事与灾害来警告人君。如果人君不知悔改，天就会弃他而去。反之，如果人君勤政为民，知错能改，天就会保全他。接着董仲舒指出仁、义、礼、乐都是治理国家的工具，这些统称为“道”。圣明的君王死了，他的子孙还能长久统治，安宁数百年，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国家的衰亡是人君用人不当，言行举止不符合治理国家的“道”。因而国家的衰亡不是“道”亡了，而是人君背离了“道”。
在对天命与灾异的论述中，董仲舒认为承天命的王者出现以后，天就会感受到，就会降下非人力可以做到的神奇祥瑞之象。比如周武王孟津大会诸侯时，乘船渡河，船走到河中央，有一条白鱼跳进武王的船中，武王俯身抓起来用它祭天。渡过河之后，有一团火从天而降，落到武王住的房子上，转动不停。最后变成一只乌鸦，赤红的颜色，发出魄魄的鸣声。若是人君淫逸奢侈，道德衰败，就产生邪气。邪气聚积在下面，怨恶聚集在上面，上下不和，就会阴阳错乱，妖孽滋生。这就是灾害怪异发生的原因。
大一统是董仲舒由《春秋公羊传》推演而来的重要思想，这里的“大”意为重视、尊重，“一统”指天下诸侯皆统系于天子。《春秋》开篇首句：“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阐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谒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里的“王”是周文王，作为诸侯的鲁隐公用周文王改正朔的月份被《公羊传》解读为诸侯服从周天子的大一统。
董仲舒认为君主是上天之子，代表天的意志统治人民，臣民服从君主就是服从上天。而君主也要服从天的意志，否则天就会以阴阳灾异来进行惩罚。所以“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主张通过建立以天子为核心的等级秩序来维护大一统，并进一步提出了“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的观念，日后的三纲五常就是由此而来。
维护大一统的重要手段就是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统。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每一家都有不同的思想文化。为整合思想文化，秦始皇开出的药方是堵。民间全面禁书，让人民都成没思想没文化的人。结果堵是堵不住的，秦朝二世而亡。董仲舒开的药方是疏导，主张通过办太学，兴教育把天下人都导向儒家的门下，从而完成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统。
董仲舒的儒学思想并非是对先秦儒学思想的生搬硬套，而是在之前的基础上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他去除了先秦儒家思想中理想化的部分，融合其他学说，结合时代背景形成了一门经世致用的儒学思想——经学。在董仲舒的建议下，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立传习儒家经学的五经博士，并在长安兴建太学，在各郡国设立学校以传授儒家经学。两汉经学的底子就此打下。
与董仲舒同时，另一位研习《公羊传》的经师公孙弘也为经学发扬光大做出了贡献。公孙弘，菑川人，初学《诗》、《书》。文帝元年（前179年），二十一岁的公孙弘与同龄的贾谊一道被征为博士。因才名远不及贾谊，公孙弘在官府也就是打打杂，后来因犯错去职回家。穷困的时候，公孙弘被迫当郡国猪倌到海边放猪，四十岁的时候开始学《春秋公羊传》。景帝时，传习《公羊传》的博士胡毋生因年迈回到家乡齐地教书，公孙弘曾多次向他请教学问。公孙弘对于《春秋公羊传》的研习不及更具学者气息的董仲舒，但官场资历老道，更善于实践。
六十岁时，公孙弘被征召入朝为官，但仕途依旧不顺。因出使匈奴的结果让武帝很不满意，又辞官回乡。七十岁的时候才再次被征召入朝。历尽岁月打磨的公孙弘已经活成了人精，每次奏事，他都让别人先说，自己看武帝脸色见风使舵，因而被武帝赞赏信任，却也得罪了朝臣。直臣汲黯气不过，当朝指责公孙弘不忠。但汉武帝看中的就是公孙弘的顺从。七十六岁时，公孙弘被封侯拜相，走上了人生巅峰。
公孙弘任相后大力推行经学治国。在他的推动下，武帝下诏五经博士设置弟子五十人，作为人才库备用。通过经学考试从中选拔人才做官，将经学与功名挂钩。于是天下之人竞相研读经学，朝堂官府也多为儒家之士占据。
加强中央集权
儒家经学的有为一改黄老之术的清静无为之风，但武帝若想大有作为，首先要集权。而要加强集权，武帝就必须过丞相这一关。武帝之前的丞相全部出身于功臣贵戚，地位尊、权力大，集司法、行政甚至决策于一身，背后又有盘根错节的各方势力，成为武帝锐意改革的障碍。武帝任命公孙弘为丞相，一方面任用他推行儒家治国，另一方面则是看重了公孙弘出身草根，无政治背景的一面。布衣丞相公孙弘也深知武帝用意，从不与武帝发生正面争执。武帝一旦与其意见不合，公孙弘立马认错请罪，然后再从长计议。武帝问政时，公孙弘都是把各种建议罗列出来，让武帝自己选择。但武帝还是不放心，毕竟不是所有的丞相都叫公孙弘。于是组建中朝。
中朝又叫内朝，是武帝为抑制相权所创。内朝就是找几个地位不高，背景简单，有真才实干，又能够信任的几个朝臣组成与丞相百官并行的一套行政班子。到武帝中后期，以大司马为首的中朝官权势已经盖过了丞相领衔的外朝官，相权被极大削弱。
削弱诸侯国
元光元年（前134年）﹐临淄人主父偃抵长安，向武帝上书言事，当天就被召见，拜为郎中。不久又迁为谒者﹑中郎﹑中大夫，一年中升迁四次，成为武帝的内朝宠臣。主父偃针对诸侯王势大难制的问题，向武帝提出了推恩令。之前诸侯王死后，嫡长子继承其全部土地财富。推恩令则是让嫡长子只继承一部分土地，别的分给其他兄弟，建立较小的侯国。从此诸侯国越分越小，势力也就越来越弱。
元狩元年（前122年），淮南王刘安拉着自己的兄弟衡山王刘赐又想谋反，结果还没开始扑腾就事泄败露，被武帝干净利落的除掉。此后武帝又作左官律与附益法，进一步限制诸侯权力。左官律就是把诸侯国的官员称为左官，朝廷的官员为右官。汉朝右为尊，士人舍天子而仕诸侯，故谓之左官也。不经中央派任而私仕于诸侯即构成“左官罪”，命官者及受命者双方都要受严厉处罚。附益法就是不允许朝臣私交诸侯，若违反就弃市论处。从此一直到西汉灭亡，诸侯王们再也没整出乱子来。
打击豪强
与秋风扫落叶般解决诸侯王问题不同，武帝在打击豪强方面就没那么容易了。豪强与诸侯王不同，地图往哪一挂，大眼一扫就看到有多少诸侯国，可是豪强在哪里？压根看不到，他们与平民一样无处不在。
在古代，受制于交通、信息落后，皇权不下县。县以下的行政由乡民推举出的三老、乡官等把持。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相当于乡村自治。这种基层的权力真空给了豪强发展空间。汉初无为而治、法网宽疏，无疑又助长了豪强们的气焰。他们往往以宗族为纽带，结成一体占据乡老、乡官之位，为霸一方。有些势力较大的豪强，县令乃至郡守都对其无可奈何。为获取更多利益，豪强们攀附权贵，兼并小民土地，甚至于争夺国家在基层的执政权。他们资财万贯、生活奢华，甚至于僭越了礼制。
武帝时，大臣灌夫家中积累的资产有几千万，每天的食客少则几十，多则近百。他的宗族和宾客扩张权势，垄断利益，在颍川一带横行霸道。颍川百姓作歌唱道：“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族就是灭族的意思，颍川百姓都盼他们灌氏一族死光光，可见民愤之大。灌夫本人尚游侠，多次因犯法丢官。曾在酒后殴打过窦太后的弟弟，后来又大闹丞相田蚡的婚宴，被灭族。
河内人郭解，年轻时好任侠，多有不法。然而却能多次脱身或遇到朝廷大赦。年长之后，不法的行为收敛许多，开始明于事理，做好事。他外甥仗着他的势力强行灌别人酒，被那人杀了。郭解捉到凶手后认为是自己外甥有错在先，就把凶手放了。乡里有人不尊重他，他却认为是自己德行不够，就暗中嘱咐官吏不要这个人服徭役，这人知道后就找郭解负荆请罪。当时的少年仰慕他的行为，郭解的名气越来越大，别人调解不了的事他能调解。但也正因如此，郭解惹上了大麻烦。
郭解的门客仰慕郭解的侠义，都愿意为其分忧解难，不惜以武犯禁。一儒生说了郭解的坏话，郭解倒没在意，郭解的手下却替郭解强出头，把儒生杀了。郭解仇家上书告郭解的状，结果在宫门外人杀死。武帝大怒，下令逮捕郭解。有人上书说郭解并未指使人杀人，也确实不知道是谁杀了人，应当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论道：“郭解以平民身份行侠弄权，因为小事而杀人，郭解自己虽然不知道，这个罪过比他自己杀人还严重。判处郭解大逆无道的罪。”郭解因此被灭族。
豪强的危害在景帝时就已显现出来，当时济南郡有豪强宗族三百余家，太守管不了。景帝任命酷吏致都为济南太守，致都到了以后把为首的豪强全部族灭。陈地的周庸也因豪侠而闻名，景帝杀之。然而这点小打小闹已经难以奏效，杀了这些人以后又有一批豪强冒了出来。武帝即位后决定大力整治，地毯式清除各地豪强。司马迁写《史记》时为汉初至武帝时的酷吏专门写了一篇《酷吏列传》，列举酷吏十四人，吕后时有侯封，是专门用来打压刘氏宗族的。景帝时有晁错、致都、宁成三人。其余十人都在武帝时，分别是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这十人个个残酷执法，大杀豪强。
元朔二年（前127年），武帝下诏令各郡国资财三百万以上的豪富人家迁往茂陵居住，全都放到皇帝眼皮子底下集中管制。然而迁走一批又给那些没迁走的豪强留下了发展空间。一时间，被打散的豪强宗族门客散于民间，聚众党徒，公然为祸一方，甚至于攻击官府。当时社会上依旧留存有春秋战国之时的侠士之风，士为知己者死，重道义而轻性命。酷吏杀了那么多豪强，豪强族人、宾客有仇必报，抓住酷吏的把柄群起而攻之，或直接武力报复。因此酷吏多不得善终。
相比于敢于执法杀戮酷吏，大多数地方官要么同流合污，要么是怕死无能之辈。地方豪强屡禁不绝，反而有越杀越多，越禁越狂的趋势。元封元年（前110年），为督促地方官打击豪强，武帝撤销了郡监察御史，将全国分为十三部（习惯上也称州）即13个监察区，分别是：冀州、幽州、并州、兖州、徐州、青州、扬州、荆州、豫州、益州、凉州、交趾、朔方。州设刺史，刺就是检核问事的意思。十三部刺史归中央最高监察机关御史府管辖，由御史中丞直接领导。
武帝给刺史规定了明确的监察职责，叫“六条问事”，具体内容是：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案，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薄，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今。两千石为郡太守俸禄，代指太守。六条里第一条就是治豪强的，剩下的五条针对太守，第六条更是明确指出太守不准与豪强勾结。然而效果并不理想。
天汉元年（前100年），民间起事者众，领导者多为逃散的豪强。地方官员督捕不力，起事越闹越大，惊动了武帝。次年，武帝使光禄大夫范昆及曾任九卿的张德等人衣绣衣，持节及虎符，用军兴之法（依照战时制度），发兵镇压民乱。这些人就是绣衣直指，他们直接听命于皇上，对于豪强、盗贼以及流民闹事皆残酷镇压。
从酷吏到刺史，再到绣衣直指，武帝为消灭豪强就差自己亲自拿着刀下来砍人了。可豪强势力跟疯长的野草似的，越杀越多。武帝重用严法和酷吏不但未能使豪强畏法如虎，反而使百姓受酷法牵连，苦不堪言。武帝对工虞商贾不加分别的毁灭性打击政策，在抑制豪强的同时也抑制了商业的发展，加深了小民的经济负担。新的豪强趁机加紧了土地兼并，使大量农民失地，流民四起，形势愈加严重。
豪强起于乡里，以宗族血缘结合成一股强大的地方势力。汉朝地方官自募属吏，为获得地方支持，地方官们往往招募当地豪强子弟为属吏。地方豪强则投桃报李，为地方官输送利益。除了地方官，朝中权贵与地方豪强也有利益关联，充当地方豪强的保护伞。豪强与地方官和朝中权贵相互勾连，使其难以连根拔起。若不能从制度上根本解决，即使武帝再狠，也不能有效解决豪强问题。汉朝之后，历朝历代都有豪强问题，只不过严重程度不一样。隋唐以后，科举兴起，打破了豪强大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豪强问题才得到缓解，但并未根除。直至今天，国家统治力量已经下到村一级。然而依旧有村霸、乡霸横行不法，严重的降低了国家法律在百姓中的公信力。今天的我们依然走在两千多年前汉武帝打击豪强的路上。
反击匈奴
北方的匈奴一直是汉朝的祸患。武帝即位后从匈奴降人的口中得知西迁的大月氏（ròu zhī）有报匈奴世仇之意，但苦于无人相助。武帝认为大月氏是一个可以合击匈奴的同盟，便决定联结大月氏夹攻匈奴。
大月氏原居于河西走廊一带，强盛的时候匈奴也不惹不起。匈奴冒顿单于为太子时，其父头曼单于宠爱的阏氏生了一个小儿子。头曼单于想立幼子为太子，就把冒顿送去大月氏做人质。冒顿前脚刚到大月氏，头曼单于后脚就领兵攻打大月氏，想借刀杀人除掉大儿子。结果冒顿命大，逃了回来，后来杀父自立。冒顿单于即位后，国势强盛，把东胡、汉朝、大月氏都收拾了一遍。老上单于时，匈奴大败大月氏，杀大月氏王，用其头骨做酒器。大月氏人非常痛恨匈奴，但又打不过，只能西逃。
建元二年（前139年），武帝命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合击匈奴。然而张骞出使以后就杳无音信，武帝左等右等决定不等，撇开大月氏单挑匈奴。元光二年（前133年）夏，雁门马邑豪民聂翁壹通过大行令王恢向武帝进言，利用匈奴刚与汉朝修好，信任边民这一点来引诱军臣单于（老上单于之子）。武帝听从，在马邑城伏兵三十万，企图将匈奴一网打尽。计划开始进行的很顺利，然而就在匈奴军队即将进伏击圈时，军臣单于看到漫山遍野的羊群无人看管，察觉到有异常。遂攻打汉军卫所，捉到武州尉史，问出了伏兵实情。军臣单于大惊，急忙撤回。用于攻击匈奴后勤部队的王恢所部有三万人，离匈奴最近，完全可以跟匈奴打一下。可王恢认为三万人去打匈奴无异于以卵击石，让匈奴毫发无损的顺利撤回。武帝当然不能忍受窝囊的收场，怒而将王恢下狱。
马邑之谋的失败，使汉朝错失了集中消灭匈奴主力的机会。此后为消灭匈奴，武帝先后发动了河南、漠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三次战役几十万大军长途奔袭，深入大漠，耗费钱粮无数，无数将士化作累累白骨。然而茫茫大漠中匈奴主力难寻，打一仗能斩首万余级就已经是大胜仗了。双方就这样纠缠不休几十年，匈奴自然是实力大损，汉朝也在持续不断的征战中渐渐透支了国力。马邑之谋的失败着实让汉朝吃尽了苦头。
军臣单于在马邑脱险后，为报复汉朝，频频攻击汉朝边境。元光二年（前129年），匈奴骑兵进犯上谷、渔阳等地。武帝忍无可忍，遂实施反击，派遣大军进攻为匈奴所盘踞的河南地。匈奴控制区主要分为漠南、漠北与河西地区。漠南就是今天的内蒙古，往北穿过大漠就是漠北，就是今天的蒙古国，往西越过乌鞘岭是河西，就是今天的甘肃。漠南水草肥美，特别是河南地（河套以南之地）尤为丰饶。秦朝时，蒙恬曾将匈奴逐回苦寒的漠北冷静了好一阵子。后来楚汉相争，匈奴得利，趁机再占河南地。河南地不仅天气好、水草好，位置也好。离长安很近，严重威胁着汉帝国的统治中心。
河南之战武帝派出四路大军：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出代郡，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四路将领各率一万骑兵。四路大军中，公孙敖、李广大败而归，公孙贺无功而返，只有卫青一路获胜。卫青出上谷后，深入险境，直捣匈奴祭天圣地龙城，虏700人。虽斩获不大，但开了首胜匈奴的彩头。武帝大喜，封卫青关内侯。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与李息配合，声东击西。李息从代郡出击，将匈奴主力吸引到东线，卫青从云中西进击溃匈奴，攻取河南地。之后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在河南地设置朔方、五原两郡，并筑朔方城，移内地民众十多万在朔方屯田戍边。还修复了秦时蒙恬所筑的边塞防御工事，解除了匈奴骑兵对长安的直接威胁，也为后续反击匈奴的建立了前进基地。
元朔六年（前123年），卫青率十万骑兵出击匈奴，卫青的外甥、十七岁的骠姚校尉霍去病首次登场，独自领八百骑出击，俘虏匈奴单于的叔父和国相，斩单于的祖父等2028人，被封冠军侯。此战后，漠南匈奴力量被扫清，河南、漠南之战胜利结束。
元朔三年（前126年），出使西域十三年之后，张骞终于返回长安。使团出发时有一百多人，回来时仅剩下张骞和堂邑父二人。张骞向汉武帝报告大月氏人此时已在西方安定下来，不愿意再作战，并向武帝讲述西域各国的见闻。武帝对张骞出使成果非常满意，特封张骞为太中大夫，授堂邑父为“奉使君”。
张骞的归来使武帝了解到在大汉西边有一个更为广阔的西域，而通往西域的道路河西走廊正被匈奴占据。元狩二年（前121年）春，武帝发起河西之战。此战的主角不再是大将军卫青，而是骠骑将军霍去病。张骞从西域归来时，将沿途地形绘制成图。霍去病就是带着张骞绘制的河西地图率领骑兵一万，自陇西出发，越过焉支山一千余里大破匈奴，俘浑邪王子，缴获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夏天，霍去病经居延及小月氏攻祁连山浑邪、休屠二王，歼敌4万余人。俘虏匈奴王5人及王母、单于阏氏、王子、相国、将军等120多人。秋天，由于担心单于降罪，浑邪王、休屠王率部降汉，霍去病奉命受降。受降之日，休屠王又想反悔，被浑邪王所杀，结果引发骚乱。霍去病率部驰入匈奴军中，斩杀变乱者，稳定了局势，浑邪王得以率4万余众归汉。
攻取河西后，武帝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在最西边的敦煌郡设立阳关与玉门关以控制河西前往西域的通道，史称“列四郡，据两关”。为抵御匈奴的侵扰，武帝将长城延伸至河西走廊，修筑河西汉塞。又下令在原匈奴人牧马的祁连山下设军马场，放养良马。为开拓西域奠定了基础。
元狩四年（前119年），武帝任张骞为中郎将，率300多名随员，携带金币丝帛等财物数千巨万，牛羊万头，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此行一是劝与匈奴有矛盾的乌孙东归故地，以断匈奴右臂。二是宣扬国威，劝说西域诸国与汉联合，使之成为汉朝外藩。张骞到达乌孙时，恰逢乌孙内乱，没有达到劝说乌孙东归的目的。不过，张骞的副使分别访问了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扩大了汉朝在西域的影响力，增进了相互了解。
元鼎二年（前115年），张骞一行偕乌孙使者数十人返抵长安。同年，乌孙使者回国，报告汉朝的强盛远胜于匈奴。乌孙王猎骄靡遂决定与汉朝交好，派使者到长安，请求和亲于汉。元封六年（前105年），武帝把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作为公主远嫁乌孙，并赐乘舆服御物。还为她配备官吏、宦官、宫女、役者数百人，赠送礼品极为丰盛。细君公主远嫁西域，思念家乡，不久郁郁而终。此后武帝又将楚王刘戊之女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军须靡（猎骄靡之孙）。这两次和亲巩固了汉与乌孙的友好关系，使乌孙成为汉在西方牵制匈奴的一支重要力量。对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细君公主出嫁的同一年，汉使沿着张骞的足迹，来到了今天的伊朗境内，拜见了安息国王，献上了华丽光洁的丝绸。安息国王非常高兴，以鸵鸟蛋和一个魔术表演团回赠汉朝，并与汉朝建立了直接联系。这标志着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正式打通。在之后的岁月中，一批批商人与使者往来于丝绸之路上，东西方逐渐连为一体。
元狩三年（前120年）春，匈奴伊稚斜单于（军臣单于之弟）发数万骑兵，分别从右北平、定襄两郡入犯，杀掠千余人。次年春，武帝遣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五万骑兵及数万步兵分两路深入漠北。匈奴仗着有大漠阻隔，汉军又地形不熟，后勤不便，自以为稳操胜券。武帝则出其不意，不但要远征漠北，还要大打特打。为此武帝组织起一支规模庞大的远征军，共调集十四万步骑及后勤转运夫十万人。下如此血本，目的只有一个——歼灭匈奴主力，永绝后患。
战前，武帝原计划让更善于骑兵突袭的霍去病走西路由定襄北进攻打匈奴单于主力，让卫青走东路由代郡北进攻打匈奴击左贤王。后从俘获的匈奴兵口中得知伊稚斜单于在东方，于是两军对调出塞线路。可人算不如天算，卫青大军出塞一千多里，就遭遇匈奴单于主力。卫青命前将军李广和右将军赵食其两军合并，从右翼进行包抄。自率左将军公孙贺、后将军曹襄从正面对抗单于主力。不料李广迷路，没能按时与卫青汇合。
卫青与单于交战，下令将武刚车排成环形营垒，又命五千骑兵纵马奔驰，抵挡匈奴。两军杀到黄昏，天突然刮起大风，飞沙走石，卫青抓住匈奴军队混乱之机，命左右两翼急驰向前，包抄单于。单于见势不妙，带着亲随就跑路了。汉军从俘虏口中得知单于已逃，就赶紧追，俘获和斩杀敌兵一万九千余人，但还是让单于跑了。汉军只好返回。
霍去病出塞后一直北进两千多里，越过离侯山，渡过弓闾河，才与匈奴左贤王部接战。歼敌70400人，俘虏匈奴屯头王、韩王等3人及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83人，乘胜追击至狼居胥山。在狼居胥山举行了祭天封礼，在姑衍山举行了祭地禅礼。随后率军而还。
漠北之战打翻了匈奴的老窝，实力大损的匈奴逐渐向西北迁徙，十几年内再无南下之力。而汉军损失也很大，出征的14万马匹仅三万余匹返回，兵器甲仗等物水陆运输的费用不计其数，亦无力再战。汉匈大战至此告一段落。
自元光六年（前129年）反击匈奴，至元狩四年（前119年）漠北之战结束，十余年的汉匈战争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战功赫赫两将军——卫青与霍去病。卫青本为平阳公主骑奴，母亲卫媪是平阳侯府的仆人，与来平阳侯家中做事的县吏郑季私通，生了卫青。因生活艰苦，卫青被送到亲生父亲郑季的家里。但郑季却让卫青放羊，郑家的儿子也没把卫青看成兄弟，当成奴仆畜牲一样虐待。卫青稍大一点后，不愿再受郑家的奴役，便回到母亲身边，做了平阳公主的骑奴。
后来，卫青的姐姐卫子夫被武帝看中带回宫中，一年后的卫子夫怀有身孕，引起了陈皇后的嫉妒。馆陶公主便派人逮捕正在建章当差的卫青，意图杀害。同僚公孙敖听到消息后率人赶去救下卫青。武帝得知后大怒，对陈皇后更加不满，并以提拔卫青、公孙敖作为回应。不久后卫子夫生下皇长子刘据，卫家的地位愈加尊崇。此后十余年间卫青常为武帝左右，深受信任。反击匈奴之战开打后，卫青七战七捷，官至大司马大将军，尚在襁褓中的个儿子也被封侯。恩荣之盛，无人可及。然而出身寒微，早年又历经劫难的卫青在得到功名富贵后依旧谨小慎微，对下级与同事均宽和仁厚，养士结党与恃权骄横更是没有的事。
与卫青相比，霍去病的成长经历相当优越了。姨妈卫子夫已经进宫受宠，舅舅卫青也已在武帝身边当差，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霍去病染上了公子哥们的骄矜暴戾之气。这种性格使得他更具冒险性与进攻性，常常深入匈奴腹地，大胆穿插迂回，出其不意的打击匈奴。同时这种性格也很对武帝霸道的脾气。所以相对于谨慎持重的小舅子卫青，武帝更爱惜霍去病这个大外甥。在初战匈奴获封冠军侯之后，武帝命霍去病独自承担起河西之战，以历练其指挥大兵团作战能力。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设置大司马位，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皆加官为大司马。又下令，骠骑将军秩禄（即俸禄）与大将军相同。但优厚的赏赐并未使霍去病志得意满，消灭匈奴才是他的目标。武帝曾为霍去病修建过一座豪华的府第，霍去病却断然拒绝，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反击匈奴是一个将星闪耀时代，然而卫青、霍去病两位将军如同日月一般掩映了众多闪烁的将星光芒，这其中就有抗击匈奴的老干部李广。李广，陇西成纪人，是秦将李信的后人。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匈奴大举入侵萧关，李广以良家子弟的身份从军抗击匈奴。因精通骑射，斩杀匈奴首级很多，被任为中郎。文帝看到李广勇猛善战后曾说：“可惜呀，你没遇到时机，假如让你生在高皇帝时代，封个万户侯不在话下！”
吴楚七国叛乱时，李广以骁骑都尉之职随从太尉周亚夫反击吴楚叛军，立下大功。但不谙世事的李广却接受了梁王刘武私授的印绶。七国之乱后，景帝对诸侯国势力更加猜忌，禁止了诸侯王私授官吏的权力。而梁王有觊觎皇位之心，素为景帝记恨。李广这下是撞枪口上了，没受到一点封赏。
武帝即位后李广与程不识一道有调入长安入宫禁卫。李广以宽治军，程不识以严治军，二人皆因善治军打仗而知名。程不识在谈及李广与自己的治军之法时认为李广治兵宽仁简法，士卒感念其恩德皆愿为之赴死，然而一旦遭到敌人突然袭击就玩脱了。而自己治军虽严苛，使士卒深受其累，但敌人也偷袭不了我。事实正如其所言，李广常大胜，有飞将军之名，但也时有大败，发挥很不稳定。而程不识虽战绩不那么突出，却从未有败绩。
河南之战时，李广作为四路大军之一从雁门出击匈奴。四路之中，卫青首战即胜，公孙贺一无所得，公孙敖被匈奴打败，兵力折损大半。而李广由于飞将军名声在外，被匈奴重点照顾。结果全军覆没，李广本人也被匈奴俘虏。单于爱其才，要部下留活口，李广在押送途中趁敌不备，夺马而逃。李广败成这样，按律当斩，但可交赎金保命，贬为平民。没过几年，在家赋闲的李广被再次启用，任右北平太守，匈奴闻之，一连数年不敢进犯右北平。
元朔六年（前123年），李广跟随大将军卫青从定襄郡出击匈奴。当时各将领多有杀敌俘敌达到标准被封侯的，而李广的部队没有功劳，未能封侯。元狩二年（前121年），李广以郎中令的身份率领四千骑兵从右北平出发，博望侯张骞率领一万骑兵和李广同行，分两路走。因张骞行军耽误了预定的日期，导致李广孤军迎敌，损失惨重。两次失败严重打击了李广，当初一起投身军伍的堂弟李蔡都已经被封为乐安侯，自己昔日的手下也多有封侯者。唯独自己为何如此难封？
漠北之战时，李广已经六十多岁了，武帝念其年迈，没让他随军出征。李广不甘缺席汉匈最后决战，多次请求出征，武帝才准其行，命他随大将军卫青一道从定襄出击匈奴。出征前，武帝命令卫青若是遇到匈奴单于主力，不可让李广上前交战。因为李广打仗发挥不稳定，胜败起伏不定。而反击匈奴以来，李广又是霉运当头。与单于交战势必稳中求胜，若是李广参战很可能会功亏一篑。卫青得知前面正是匈奴单于主力后，谨遵武帝的命令，命李广和右将军赵食其的队伍合并，从东路出击。自己带领精兵去追击单于。东路迂回绕远，而且大军走在水草缺少的地方，势必不能并队行进。李广就请求说：“我的职务是前将军，如今大将军却命令我改从东路出兵，况且我从少年时就与匈奴作战，到今天才得到一次与单于对敌的机会，我愿做前锋，先和单于决一死战。”卫青不许，李广只得领命。
李广走东路后若能及时与卫青会合还是有可能合击匈奴的，单于也未必能逃掉。然而节骨眼李广竟然迷路了，等与卫青会师时仗都打完了。大漠苍凉，看着凯旋的队伍拔营回师，与匈奴作战大半辈子的李广难抑羞愤，拔剑自刎。听闻李广死讯，士卒皆哀痛不已，百姓亦为之落泪。
李广自刎两年后，少年将军霍去病英年早逝，年仅二十四岁。武帝痛惜万分，调来铁甲军，列阵从长安一直排到茂陵东的霍去病墓。还下令将霍去病的坟墓修成祁连山的模样，以彰其开拓河西之功。霍去病去世十二年后，大将军卫青病逝，武帝在茂陵东北为其修建了一座贺兰山形状的墓，以纪念卫青收取河南之功。如今这两座以山为形的墓冢依旧守护在武帝茂陵两侧，向后人昭示着大汉雄风。
开疆拓土
武帝在位时期除了在北方反击匈奴之外，在南边与东边也开疆拓土。当时在汉帝国的南方主要有东欧、闽越、南越与西南诸夷，东边是卫氏朝鲜。东瓯与闽越都是越国后裔，在楚国灭越后迁至浙南，福建一带。秦始皇扫平六国后南征百越，在闽浙设闽中郡。但越人被秦军打败后不愿归降，散入山林后不断袭扰秦军。秦朝也认为此地山高路险，远离中原，难以统治。故而未派遣官吏前去治理，只去闽越、东瓯王号，授以“君长”之名治理部众。秦末大乱，东瓯王驺摇与闽越王无诸率越人跟从鄱阳令吴芮反秦，并随项羽入关。然而项羽在分封时因楚越有灭国的过节，只封吴芮为衡山王，而不封驺摇与无诸。因此在楚汉之争时闽越与东瓯助汉攻楚，刘邦封无诸为闽越王，封驺摇为“海阳齐信侯”，时称“闽君”或“闽越君”。
惠帝三年（前192年），朝廷立驺摇为东海王，都东瓯，号为东瓯王。吴王刘濞谋反，想策动闽越王和东瓯王，闽越王不从，东瓯从吴。吴王事败之后，东瓯王受朝廷之命，杀掉刘濞以谢罪，因此得以保全。刘濞之子刘驹逃亡闽越，怨恨东瓯王，屡屡怂恿闽越王击东瓯。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王受困，粮食将尽，派人向朝廷告急求救。武帝即命将从会稽发兵，渡海救东瓯。援军未到，闽越王就已撤军。东瓯王自知无法抵抗闽越，就请求朝廷准其内迁，得到许可。末代瓯王驺望率领宗族及部众4万余人迁移于庐江郡，从此国灭。
南越国是秦南海郡郡尉赵佗在汉三年（前205年）建立。赵佗原为秦朝将领，与任嚣南下攻打百越。秦二世二年（前208年），南海郡尉任嚣病重，临死前把时任龙川县令的赵佗召来代行南海郡尉的职务，并嘱咐赵佗“秦政无道，中原扰乱，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赵佗遂以防止北方战乱南延为由，阻断中原与岭南之间的通道，而后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建南越国。
汉朝建立后，刘邦不承认南海、桂林、象郡三郡为赵佗所有，将三郡封给长沙王吴芮。六年后，刘邦才正式承认三郡为赵佗所有，遣陆贾封赵佗为南越王。赵佗受刘邦所赐南越王印绶，臣服汉朝。吕后时期，汉与南越交恶，赵佗自立为帝，吕后遣周灶将兵攻南越国。不久后吕后驾崩，军队撤回。文帝即位后改善与南越的关系，赵佗去帝号，重新向汉朝称臣。
建元四年（前137年），赵佗去世，享年一百余岁，其孙赵胡继位。建元六年（前135年），闽越王驺郢发兵攻打南越，在赵胡的请求下，武帝命王恢、韩安国率军攻打闽越国。在汉朝的军事压力下，驺郢之弟驺馀善杀驺郢以求和。武帝立无诸之孙繇君丑为越繇王，奉祀闽越先王。馀善不服，就自立为王。越繇王无力控制，而朝廷为避免再次用兵，只好封馀善为东越王。
汉军迫使闽越退兵后，武帝想让赵胡入朝，然而赵胡以称病为辞，仅遣太子赵婴齐入朝长安。赵胡死后，婴齐即位，汉朝屡次派使者劝告婴齐去朝拜天子，婴齐都以有病为托辞，不去朝见天子，只派遣儿子次公入京当了宿卫。元鼎四年（前113年），婴齐去世，南越国传到了赵婴齐之子赵兴的手中。武帝遣使入南越说南越王赵兴入朝。谏大夫终军主动请命说：“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武帝赞其志气，命终军往说南越王。
赵兴之母樛（jiū）太后是邯郸人，婴齐在长安时娶其为妾。樛太后在没嫁给婴齐做妾时，曾同霸陵人安国少季通奸。因而武帝又派安国少季与终军同往。南越王年轻，经不起终军的劝说。樛太后是中原人，常思故土，又见老情人安国少季前来当说客，因而屡次劝说南越王入朝。于是南越王就通过使者上书天子，请求比照内地诸侯，三年朝见天子一次，撤除边境的关塞。武帝爽快的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把银印赐给南越丞相吕嘉，也赐给内史、中尉、大傅等官印，其余的官职由南越自己安置。废除他们从前的黥刑和劓刑，用汉朝的法律。使者都留下来镇抚南越。
一切谈妥后，南越王和樛太后整治行装和贵重财物，为进京朝见天子做准备。然而丞相吕嘉依旧反对归附汉朝。吕嘉是土生土长的南越人，三朝元老，对来自中原的樛太后极度不信任，认为南越王年轻，受了汉使的欺骗才决定去长安朝见武帝。樛太后对吕嘉也不放心，想杀了他。可自己孤儿寡母，势单力弱，难以成事。武帝得知情况后命韩千秋与樛太后的弟弟樛乐率两千兵马去南越相机行事。然而韩千秋、樛乐刚入南越境内吕嘉就造反了，立婴齐长子术阳侯赵建德当南越王。韩千秋与樛乐中了埋伏，皆阵亡。
元鼎五年（前112年）秋，武帝发兵十万，分四路讨伐南越：一路由伏波将军路博德率领，从桂阳溯耒水而上，跨越骑田岭入连江；一路由楼船将军杨仆率领，溯赣江而上，跨越大庾岭入浈江；一路由南越降将戈船将军严和下濑将军甲率领，由零陵出发后，沿漓江而下至苍梧；一路由驰义侯遗发巴蜀兵及夜郎国兵，沿牂（zāng）柯江（今北盘江）而下。计划最终四路大军在南越国都番禺（今广州）会师。同年冬，路博德与杨仆先行会合，拿下番禺，术阳侯及吕嘉出海西逃时被路博德捕获，南越国灭亡。武帝在南越故地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
汉军出兵讨伐南越时，东越王馀善请求率兵八千随攻南越。但馀善行至揭阳时便不再进军，暗中与南越联系。汉军攻灭南越后，楼船将军杨仆请求顺便攻打东越，武帝没同意。不久后馀善得知汉军欲顺道灭了自己，就先发制人，向汉军发动袭击，并自立为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武帝命横海将军韩说从句章出发，渡海从东边进军；楼船将军杨仆从武林出发；中尉王温舒从梅岭出发；戈船将军和下濑将军从若邪、白沙出发。四路汉军进抵闽境，馀善分兵防守，自己统兵据守泉山抵抗。越衍侯吴阳劝说馀善放弃抵抗，馀善不听。吴阳便率兵七百攻占汉阳。馀善腹背受敌，放弃泉山，退至冶都（今福州），后被部下所杀，东越灭亡。武帝认为闽越狭小而多险阻之地，民风强悍，屡次反复无常。就命令汉军率领全部东越民众迁徙到江淮一带居住。
朝鲜最先出现在史籍上的政权是箕子朝鲜，由商朝遗臣箕子所建。汉初燕人卫满推翻箕子朝鲜，建立卫满朝鲜，都王险城（今平壤）。惠帝、吕后时期，卫满朝鲜兵略四方，领地扩大到方圆数千里。
武帝时，朝鲜王位传到了卫满孙子卫右渠的手中。卫右渠在位时，引诱逃亡来的汉朝边民越来越多。而且不再向汉朝朝贡，还阻止邻近的真番、辰国等诸小国与汉来往。武帝震怒。元朔元年（前128年）春，卫青、李息攻打匈奴，立威于雁门等地。武帝趁机派遣使者彭昊利用通商关系，取得濊（huì）族君长南闾的内附。当年秋天，濊君南闾率大小部落酋长率众二十八万人脱离卫满朝鲜的统治归附汉朝，武帝因其地而设置苍海郡。但当时汉朝的战略重心在于对匈作战，正全力修筑朔方要塞，无暇多方经营，且有卫满朝鲜从中作梗，苍海郡不久就被废。
元封二年（前109年），武帝派涉何责备卫右渠，但卫右渠终究不肯接受汉朝的诏命。涉何不甘心空手而归，离开朝鲜时就派车夫刺杀了前来护送的朝鲜裨小王。然后立即渡河，疾驰而回。回到京城后，涉何向武帝报告：“我杀了朝鲜的一个将军。”武帝认为他有功劳，就授予他辽东东部都尉的官职。朝鲜怨恨涉何，调兵偷袭辽东，杀了涉何，战争就此爆发。当年秋，汉朝派楼船将军杨仆率军从齐地乘船渡过渤海，左将军荀彘率兵出辽东郡，海陆齐发，夹击朝鲜。杨仆带领7000齐兵率先抵达朝鲜列口，却不等荀彘到达浿（pèi）水（今大同江）北岸，就疾趋王险城展开攻击。卫右渠起初闭城固守，后来发现杨仆兵少，就反守为攻。杨仆大败，部众失散，在山中躲藏十几日后，才重新收拢军士。荀彘的辽东军赶到后，与杨仆一样犯了抢功心切的毛病，不待主力集结，即以先头部队猛攻，结果损失惨重。
武帝见出师不利，就改用外交手段，派卫山出使朝鲜晓喻卫右渠投降。卫右渠也扣头谢罪，派太子卫长同卫山进行会谈，同时向汉军贡献马匹五千以及大量军粮。结果到了浿水边上，双方谁也不信任谁，荀彘和卫山怀疑事情有变，就派人对卫长说：“既然你们已经降服，就不要携带武器前来。”卫长也怀疑汉军有阴谋，不肯不渡浿水，领兵返回。于是战端又起，荀彘突破浿水防线，攻击到王险城下，围其西北。杨仆也重整旗鼓，前往会合，攻击王险城南。卫右渠只好困守孤城。然而战事刚有起色，汉军海陆两将却因互不统属、战和不一，使得战事再度焦灼。荀彘刚取得浿水胜利，想要一鼓作气，攻下王险城。而杨仆所领齐地士兵渡海之时就曾遭受损失，加上首战失利，士兵有畏战情绪，希望能够招降朝鲜。荀彘数次要求与杨仆约期合战，杨仆因为谈判正在进行，不肯答应。以致战事久拖不决。
武帝见荀、杨二人不和，就派济南太守公孙遂前往军前调解二将。公孙遂到后偏听荀彘之言，拘捕杨仆，夺其兵权。荀彘整合两军后，再次急攻朝鲜。元封三年（前108年）夏，朝鲜相尼溪相参杀死卫右渠，向汉朝投降，卫满朝鲜国灭。武帝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
西南夷地区位于云贵高原及四川西南地区，地处偏远，山高林密，难以通行，一直游离于中原文化之外。然而西南夷之地却并非像人们想的那样落后闭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勇于开拓的商人就在此开通了连接东西方的商路。张骞从西域归来后提及在大夏时曾经看到过蜀郡出产的布帛，邛（qióng）都的竹杖。楚国墓葬出土的具有西亚特色的蜻蜓眼玻璃珠与具有中亚特色的人骑骆驼铜灯也表明了西南夷地区曾为中西方商贸交流通道。楚顷襄王时曾派庄蹻攻打西南夷，其意很有可能就是控制这一条重要的商路以获取更多的资源。庄蹻一直打到滇池，其后秦国攻占了楚国的巫郡和黔中郡，楚军回国的路被切断，于是庄蹻在滇池一带自立为滇王。
秦统一天下后修通前往西南的道路，派遣官吏管理。然而秦二世而亡，西南地区很快又脱离中央。武帝时在滇中和滇东北有僰（bó）、滇、靡莫、劳浸、叟等；在滇西有雟（guī）、昆明、斯榆、桐师、雟唐、哀牢等；在滇东南和黔西有夜郎、句町、漏卧、且兰等；在滇北、川西南有邛都、陡、筰（zuó）都、摩沙等；在川西北和甘南有冉駹（máng）、白马等。
建元六年（前135年），大行王恢率军助南越击闽越，派番阳令唐蒙将汉朝出兵的意旨告知南越。南越侍者拿蜀郡出产的杞酱给唐蒙吃，唐蒙询问此物何处得来，侍者说：“取道西北牂柯江而来，牂柯江宽度有几里，流过番禺城下。”唐蒙回到长安，询问蜀郡商人，商人说：“只有蜀郡出产枸酱，当地人多半拿着它偷偷到夜郎去卖。夜郎紧靠牂柯江，江面宽数百步，完全可以行船。”唐蒙就上书武帝认为南越虽为臣属却不服从中央，然讨伐南越道路难行，可使夜郎精兵顺牂柯江而下攻灭南越。武帝采纳，拜唐蒙为郎中将，带领大量布帛财宝出使夜郎。夜郎王贪财，又认为自己这道路险阻，汉军难以占有就同意与汉结盟。唐蒙回来后武帝就把夜郎改设为犍为郡，调遣巴、蜀两郡的兵士修筑道路，从僰直修到牂柯江。蜀郡人司马相如也向武帝说西夷的邛、筰可以设郡，武帝就派司马相如以郎中将的身份前去西夷，告示他们朝廷将按南夷的方式对待他们，给他们设置一个都尉、十几个县，归属于蜀郡。然而道路难以修通，西南夷又不时反叛，消耗大量钱粮，士卒疲惫。此时汉匈正在北方大战，在公孙弘的建议下武帝暂缓了对西南夷的开发。
元狩元年（前122年），张骞向武帝报告，自己在大夏见到蜀地的商品，询问这些东西的来历时，当地人说：“从东南边的身毒国弄来的，从这儿到那里的路途有数千里，可以和蜀地的商人做买卖。”身毒国即古印度，在邛地以西大约二千里处。张骞认为走河西走廊前往西域会受到匈奴与羌人的阻拦，若能开通蜀地到身毒国的路，既方便又近。于是武帝命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从西夷的西边出发，寻找身毒国。汉使到夜郎，夜郎王问汉与夜郎哪个更大？汉使到达滇国，滇王尝羌就留下了他们，并为他们派出十多批到西边去寻找道路的人。过了一年多，寻路的人们全被昆明国所阻，没能通往身毒国，汉使只得返回。
南越造反时，且兰王不听调遣，起兵杀了汉使与犍为郡的太守。武帝命令原准备进攻南越的巴蜀士兵改为攻击且兰，叛乱很快平定。灭南越后，汉军携新胜之威顺手把西南夷一并打下。在邛都设置为越嶲郡、筰都设置为沈犁郡、冉駹设置为汶山郡、白马设置为武都郡、滇国设置为益州郡，西南地区正式接受汉帝国管辖。
桑弘羊经济改革
汉武帝四处用兵，耗费无数。首先大量的平民被征召入伍，误了农业生产。其次，那么多兵马要用钱粮养着，大漠远征耗费的又是一大笔。最后，战士得胜归来，死去的将士家属要抚恤，立功的也要用功名利禄来封赏，投降的敌人也要安置，攻取的土地还要建城设塞，迁移民众，屯垦实边，这些全都要花钱。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时国内也是天灾频发。防灾减害，安置灾民也要花钱。这几番烧钱下来，曾经府库充盈的帝国财力被消耗殆尽。为了继续对外用兵，经济改革势在必行。
经济改革的目的就是增加国家收入，而国家增加收入的方法不外乎四字——开源节流。权钱交易、与民争利、与民生财此为开源；践行节俭、精兵简政、优化官僚与财务体系此为节流。此时的汉帝国连年亏空，非节流所能填补，更何况节一家之流易，节千万家之流难。除非国民都有赤诚的爱国心与高度的责任感，而这种国民水平即使是在现代化的民族主义国家里都很难实现，更何况是在家天下时代的汉朝。此外武帝本人也是个花钱大手笔的主，上梁不正下梁歪，想要靠节流缓解财政危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节流之外唯有开源，权钱交易、与民争利、与民生财也就成了武帝财政改革的重点领域。
元朔年间，武帝为增加收入，专门设置“武功爵”。从第一级的造士到十一级曰军卫，每级价十七万，级别越高享受的特权就越多，有的可以减罪，有的可以免役，有的可以优先出任政府官吏，到最后与买官无异了。这种权钱交易在今天看来就是严重的腐败，可是在当时这么做最正常不过了。此法不是武帝首创。秦汉时期的纳粟拜爵最早始于商鞅变法，开始实行多交粟帛可以免除徭役的政策。汉朝建立后，纳粟拜爵的政策被沿袭，并增加了赎罪的内容。文帝时，晁错建议令民入粟授爵，以充实边塞军粮，文帝准许。当时的文武大臣若不是有赎罪金可以保命，不知脑袋要被砍多少回了，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李广与张骞。武帝通过设置武功爵虽然捞了一把，可这样做搞乱了吏治，花钱买官者必通过做官敛财回本。如此下去，吏治越来越乱，难以为继。
权钱交易只能姑且一时，与民争利则相对长久一些。与民争利的“利”在当时主要包括自然资源之利，商业之利，税收之利以及发行货币之利。自然资源之利包括土地矿产，山川林泽，鱼禽走兽等，但国家能够与百姓争的自然资源之利却不多。与民争利首先得把握好尺度，周厉王禁止人民到山林穿泽中砍伐渔猎，断了平民的谋生之路，结果被推翻。其次，争的东西要是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又容易垄断的。在当时最符合要求的自然资源无疑是盐和铁。
盐是人不可或缺的食用品，汉朝时盐产地却仅限于沿海地带（海水制盐）、山西运城的解池（盐水湖制盐）、四川的盐井（地下盐水制盐）等。铁可以制农具，兵器及各种工具。两者都是需求大，且必不可少的商品，因而利润巨大。汉初将冶铁、采矿、煮盐等下放给私人经营，听民自由开采。出现了大量的靠经营冶铁、煮盐发家致富的商人。盐铁之利引起了大农令郑当时的注意，他向武帝推举南阳大冶铁商孔仅和齐地大盐商东郭咸阳主持盐铁官营，侍中桑弘羊因善于理财也一并启用。
桑弘羊，洛阳人，出身于商贾之家。十三岁时，桑弘羊以精于心算名闻洛阳。受诏入宫（一说捐官入宫），任为侍中，侍奉武帝兼陪读。不同于孔仅和东郭咸阳只善于经商，长期在武帝左右的桑弘羊对政治权术也相当精通。
盐官营的具体办法是民众煮的盐统一由官府收购，卖出。铁的官营官府控制更紧，从开矿冶炼，到铸造器物，再到销售，全程掌控。百姓私自贩盐和铸铁要受釱（dì）左趾（用脚镣锁住左脚）的刑罚，工具和产品没收入官。盐铁官营方法很好，可是用人出了问题。孔仅与东郭咸阳都是商人，而盐铁官营就是在与商人争利，二人的执行力自然要大打折扣。孔仅与东郭咸阳因此被罢，桑弘羊继任。桑弘羊接手后不但肃清了执行不利的盐铁官，还搞起了大规模、标准化的生产，降低了成本，提高了质量，巨大的利润为国家源源不断的输送钱财。
除了盐铁，桑弘羊还打起了酒的主意。天汉三年（前98年），桑弘羊奏请武帝实行了酒榷（酒类专卖），由官府对酒类实行专营，独占酿酒和销售的利润。酒榷政策实行后，仅仅是通过销售，国家即可以获得百分之二十的盈利。如果再加上高额的酿造利润——每生产一千酿酒，至少可得到二十五万二千钱的盈利，其收入又是一笔很大的数字。
商业之利就是转售货物，赚取中间差价。桑弘羊出身于商贾之家，对这个自然熟悉。商人可以做的，国家也可以做，更何况国家无论在规模还是在组织上都远优于独门独户的商人。若是动用国家的力量来做生意，商人绝非国家的对手。于是桑弘羊推行了均输法与平准法来与商人抢饭碗。
元狩元年（前110年），均输法和平准法开始实施。均输法之前，各郡国上贡皇帝的贡品各种各样，为了讨皇帝高兴，各地官员争相竞购好东西，致使物价飞涨，财务浪费。再雇佣人员车马运到京城，又是一笔花销。均输法就是把政府征收运送物资的权限集中于大农，大农在郡国设置均输官。均输官有的即以均输官（长）命名﹐有的则以各地的特产命名﹐如木官﹑橘官﹑圃羞官等。此外﹐少府﹑太常属下有均官﹐水衡都尉属下有均输令﹐分别主管各自物资的均输事宜。
均输法实行后各郡国应上贡的物品连同输往京师的运价一起折算成当地土特产，就地缴给均输官。均输官将一部分土特产运往京师﹐供官需或交平准出售﹐剩余部分运往其他地区出售赚差价。有时还用出售所得资金收购当地产品﹐再次易地出售。这样﹐政府既得到地方贡纳﹐又可以从贩运贸易中得到大量收入﹐又减省了某些不必要远程运输耗费，一举多得。
平准法与均输法相辅相成，在京师长安设置名为“平准”的机构，由大农属下的平准令掌管。平准令用大农所掌握的物资包括均输贡物，以及工官制作器物中用作商品的部分做生意。当市场上某种商品价格上涨时，平准就抛售同类商品。若某种商品价格跌落时，平准就大量收购。此法不但稳定了物价，还能赚一笔，同时打压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商人，对于稳定市场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
税收是一个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其形式上与土匪强盗收的叫保护费差别不大，但在实质上二者有天壤之别。保护费被土匪强盗自己挥霍，收了保护费他们也并没有给与人民保护，仅仅是免于遭受他们的伤害。而交给国家的税收大部分用来反馈人民，修路治河、除贼赈灾、文化教育、保家卫国都是靠每一个公民的税收支撑起来的。奴隶制瓦解后，统治者无法再奴役、压榨民众的一切，税收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增加税收也就成了增加国家收入的主要途径之一。
武帝时国家的税收主要有田租，算赋与訾（zī）算。田租就是农业税，景帝以后为三十税一，算赋就是人口税，15岁到56岁之间的所有男女，每年征收一算（120钱，文帝时改为40钱）的人头税。7岁以上14岁以下男女，每年征收20钱的赋税，被称为口赋。算赋纳入国家财政，而口赋是皇室的财政收入。汉朝法律规定20岁（汉初沿用秦制，17岁开始服役，景帝时改为20岁）到56岁的男子（主要是农民）每年要为地方服一个月的劳役，称更卒。如果不愿意亲自去服役，可交钱300由官府雇人代为服役。有时地方用不了多少更卒，也要农民照样出钱，成为一种赋役负担，是为“更赋’。訾算就是财产税。武帝增加的税收包括恢复120钱为一算，将口赋征收年龄下调到3岁，并增加到23钱和加重征收訾算。
武帝曾号召天下豪强富户捐献财产支援国家，把捐献大量家产的卜式尊为长者。拜卜式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顷，布告天下，想以此来号召富户向国家捐献钱财。但愿意捐钱者寥寥无几。廷尉张汤提议增收财产税，但由于大农令颜异的反对，所以未能贯彻执行。元鼎三年（前114年），桑弘羊出任大农丞一年后，在武帝的支持下，算缗告缗迅速在全国展开。
算缗就是对豪强富户增收财产税，财产越多，交的越多。告缗就是隐瞒少报财产的富户被人告发后财产全部充公，发配边塞服役。充公的财产分一半奖励给告发者。到元鼎六年（前111年）告缗停止，前后仅仅三年的时间，告缗便取得了巨大成效。政府得到以数亿计的财物，成千上万的奴婢。没收的田地，大县数千顷，小县百余顷，还有很多房屋。中等以上的工商业者纷纷破产，而政府的国库却充实起来，有力地支援了对外战争。
货币本身并没有多少价值，发行货币在实质上也是一种强盗手段。你手里的鸡鸭牛羊，蔬菜五谷都被没多大价值的铜板、纸币给兑换回来，跟明抢没什么区别。可如果你拿着铜板、纸币可以到任何地方买等值的东西，那就不能说是抢了，而是贸易。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财富发行等值的货币，家里的存粮房产都可以以货币的方式发行出去。但人的贪欲是个无底洞，往往会发行比自己财富更多的货币。而且个人的财富是不定的，如果财富因火灾、偷盗等原因减少了，之前发出去的货币怎么办？而且各发各的货币，市场混乱，难以管理，到最后还是要倒退回以物换物的阶段。
要想建立稳定的货币体系只有借助于良好信誉，而维持信誉的只有财富与权力。一个人若是有足够的财富做支撑，比如良田万顷，矿山几座等等就可以依靠自己雄厚的财富来发行货币。私人钱庄、银行，还有现在的公司上市卖股票融资都属于这方面情况。与财富保障信誉相比，权力可以强制维持信誉，政府发行的货币人民必须认同使用。
无论是依托财富还是权力来发行货币，都必须进行统一的管理，防止货币混乱。政府虽然依靠权力可以发行货币空手套白狼，但后续的管理却一点也不省心。首先要打击假币、损毁货币的行为。其次是发多少的问题，发的多了就会造成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更严重的是政府的信誉受损，货币不被人民认可就麻烦了。发少了也不行，货比钱多造成通货紧缩，阻碍货物的流通。货币的发行与稳定考验着一个国家的智慧与能力，更关乎着经济发展大局。因而可以通过货币的稳定情况来评定一国政府是否合格。
汉初承秦制，使用秦朝圆形方孔的半两钱。秦半两钱重12铢（古代规定1两为24铢），有钱文曰“半两”。“半两”二字分列方孔左右，通常是右“半”左“两”。后来刘邦认为半两钱重难用，令民铸三铢重的铜钱。由于允许民间私铸，钱制较乱，偷工减料的比比皆是，所造钱既小且劣，有轻到一铢以下的。因为钱的方孔太大，周边象四片榆荚合成，被称为“荚钱”或“榆荚钱”。此外，民间还出现剪边半两，就是一些投机商将秦半两钱剪下边缘一圈，七到八个半两，就可剪下一个半两的铜，用剪下的铜再铸半两。这样一来，货币良莠不齐，市场极其混乱。
惠帝三年（前192年），朝廷明令禁止民间私铸伪钱，但收效甚微。货币减重贬值愈发严重，以至物价高昂，米一石贵至万钱。吕后二年（前186年），铸造八铢钱以提高币值。但八铢钱币值较大，不便于小额交易，四年后又铸造五分钱，它的重量是半两的五分之一。文帝五年（前175年），铸造四铢钱，同时再次许可民间铸造钱币，并规定钱币必须达到一定的品质标准。由此民间铸币之风再次盛行，吴王刘濞开铜矿铸的吴钱和文帝宠臣邓通用蜀地铜山铸的蜀钱流行天下。
文帝放任民间铸币的结果就是市场混乱，各种质量不达标的“假币”搅乱市场。更为严重的是百姓都去铸钱去了，没人愿意从事劳动生产了。景帝时禁民间私铸钱币，只准郡国铸币，由少府进行统一管理。私铸者处以死刑，但收效甚微。
元狩三年（前120年）起，武帝开始各种货币改革尝试，推出三铢钱、白鹿皮币、白金（银锡合金）等，同时严厉打击私铸。但问题依旧没有解决。两年后，又诏令各郡国改铸五铢钱，钱文“五铢”从此启用，称为郡国五铢，又称元狩五铢。但由于各郡国的技术水平不同，铜矿的成分有差别。官吏中偷工减料，中饱私囊者也大有人在，结果越铸越轻，越来越粗劣。为防止钱币被盗削，政府在钱币外围增设了边郭，但也未能防止盗削和私铸，数年间被处死的人达数十万。元鼎二年（前115年），武帝令京师钟官铸边缘为赤铜的“赤仄（zè）”（赤侧）五铢钱，以一当五使用，世称“赤仄五铢”。赤仄五铢是郡国五铢向三官五铢过渡时期的作品，因贬值于两年后废止。
元鼎四年（前113年），为了彻底整顿货币，武帝接受桑弘羊等人的建议，由政府指定上林三官（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下属钟官、技巧、辨铜三官）分别负责鼓铸、刻范和原料，废除过去铸的一切钱币，以新铸的三官五铢为全国唯一通行的货币。原先在地方郡国中的货币铸造被全部禁止，以往由郡国铸造的货币则全部被融为原铜，作为原料输送到上林三官。这项改革大获成功，上林三官大规模的标准化生产和精良的铸造技术让民间盗铸者入不敷出。由此，汉朝货币进入了稳定期。
与民生财就是通过增加百姓收入来富国，在这方面桑弘羊主要做了两件事——假民公田与移民屯垦。假民公田，即国家把一部分公田（官田，无主荒地、兴修水利增加的溉田、告缗没收的田产以及部分园池和苑囿）以租借的名义分给丧失土地的农民，然后向他们征收相当于田租的“假税”。假民公田使丧失土地的农民又重新得到了赖以生存的土地，缓和了土地兼并所激化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垦田面积，增加了税源。
移民屯垦沿袭了汉朝前期移民实边的民屯政策。为巩固边防，从根本上解决边防军的粮食供应问题，武帝时又推行军屯。元鼎六年（前111年），派吏卒六万人到今甘肃永登一带屯戍，之后又不断扩大到上郡、西河、武威、张掖、敦煌、酒泉，人数增加到六十万人。屯田卒一边从事于农业生产，一边肩负着边塞保卫任务，既巩固了边防。减少了军费开支，又促进了西北边疆的开发。
元封元年（前110年），由于在经济改革方面表现出卓越才能，武帝任命桑弘羊为治粟都尉，并代理大农令。桑弘羊奏请武帝设置大农部丞，由大农部丞负责监管和指导各个郡国的财政事务，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管理体系。武帝准其所奏。太初元年（前104年），大农令改称大司农后，又进一步扩大了组织机构，之前隶属于郡国的诸仓（主管仓库）、农监（主管农桑）、都水（主管水利）等六十五官长丞，都被划归大司农直接管辖。进一步完善了全国的财政体系，加强了中央集权。
武帝时期经济改革虽然暂时解决了国家财政问题，然而，除了整顿货币，整顿财政体系，假民公田与移民屯垦这几项措施外，其他的各项措施都落下了不同程度的后遗症。武功爵使得吏治混乱。盐铁酒的官营虽有大规模、高效率、标准化生产的优势，但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大量只求数量，不求质量，强买强卖，强迫农民服劳役等问题。均输与平准虽可以节省政府支出，稳定物价，但官商结合的弊病也十分明显。不仅仅是腐败问题，也挤压了商人的经营空间。再加上许多商人因算缗告缗而倾家荡产，使商业发展受到严重打击。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这些问题渐渐显露出来。
巫蛊之祸和轮台罪已诏
巫蛊为一种巫术，当时人认为使巫师祠祭或以桐木偶人埋于地下，诅咒所怨者，被诅咒者即有灾难。当时无论后宫的勾心斗角，还是朝臣的明争暗斗，大都请术士、巫师来施巫蛊之术诅咒仇敌。武帝对神巫之事亦深信不疑，常到各处巡游祭祀，寻神访仙，身边常常伴有方士。为了长生不老，武帝建造30丈高的承露仙人盘，用承露仙人掌中露水和着玉石粉末饮下。泰山封禅劳民伤财甚多，汉武帝竟封了八次。如此沉迷神巫祭祀之事，不仅折腾了国家财政，也最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武帝晚年多病，怀疑是被人施了巫蛊之术，对此极为痛恨。征和元年（前92年），丞相公孙贺之子、太仆公孙敬声擅用北军军饷一千九百万钱，事情败露之后被捕下狱。这时，武帝下诏抓捕的阳陵豪侠朱安世却迟迟未能归案，公孙贺便请命此差以赎公孙敬声的罪过，武帝答应。朱安世被捕后，在狱中上书诬告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以及行巫蛊诅咒天子之事。公孙贺的夫人是皇后卫子夫的姐姐，属外戚卫氏一党。武帝大怒，命人查办，公孙贺父子二人死于狱中，并被灭族。阳石公主、诸邑公主以及卫青的长子卫伉也被牵连处死。
此案之后，武帝派江充为使者，负责肃清巫蛊。江充率胡人巫师到各处掘地寻找木头人。一时之间，人心惶惶，百姓们相互诬指对方用巫蛊害人，官吏则每每参劾别人为大逆不道。因巫蛊之祸而死者达数万人。
江充与太子刘据有过节，怕太子登基以后会收拾他，就以巫蛊之祸构陷太子。他指使胡人巫师檀何言称：“宫中有蛊气，不将这蛊气除去，皇上的病就一直不会好。”于是武帝派江充进入宫中，四处挖掘，一直挖到皇后宫和太子宫中，各处的地面都被翻起，以致太子和皇后连放床的地方都没有了。江充扬言：“在太子宫中找出的木头人最多，还有写在丝帛上的文字，内容大逆不道，应当奏闻陛下。”太子在忍无可忍，起兵诛杀了江充等人。武帝听闻此事，派使者前往长安召太子来见，结果使者没进长安就回来报告说太子造反了。武帝大怒，派兵攻打长安。太子兵败逃亡，卫皇后自杀。不久太子也自杀了。
太子死后，围绕太子之位的权力争斗随即展开。贰师将军李广利与丞相刘屈牦合谋立李夫人之子昌邑王刘髆为太子。结果事情败露，刘屈牦被腰斩，李广利妻被下狱。此时李广利正在与匈奴交战，听到消息恐遭祸，遂投降匈奴。
李夫人曾是武帝最宠爱的妃子，只可惜红颜薄命，年少而死。李夫人病重时，武帝前去看望，李夫人转过头去不愿见武帝最后一面，只是向武帝托付儿子与兄弟。武帝说：“夫人如见我一面，将加赠千金的赏赐，而且授予你的兄弟尊贵的官职。”李夫人还是不见，武帝很不高兴的走了。李夫人的姐妹责备她说：“贵人您为什么不可以见一见陛下以嘱托兄弟呢？难道这样痛恨陛下吗？”李夫人说：“我之所以不愿见陛下，正是为了能托付兄弟之事。我因为容貌美好，得以从微贱地位获得宠爱。以美色事人者，色衰则爱意松懈，爱懈则恩义断绝。陛下之所以还能念念不忘来看我，正因为我平生美好的容貌，现在如见到我容貌毁坏，颜色非故，一定会厌恶抛弃我，还怎么怜悯录用我的兄弟呢。”李夫人死后，武帝对其念念不忘，命人画像挂于宫中，并任命李夫人的兄长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封海西侯，李延年为协律都尉。然而无情最是帝王家，李夫人死前的煞费苦心终究没能换来李家安享富贵荣华，最终被武帝族灭。
两场血流成河的权利斗争使武帝深受打击，太子刘据的死更是让其痛心不已。武帝即位十三年，陈皇后一直无子，后妃也未生下皇子，直到二十九岁时卫子夫才为武帝生下皇长子刘据。武帝欣喜异常，对此子报了很大的期望，七岁就立为太子。太子死后，渐渐醒悟的武帝悔恨不已，夷江充三族，并把当年曾加害太子的人也一并诛杀。看守高帝庙的小郎官田千秋曾上书为太子鸣冤，武帝就拜田千秋为大鸿胪。又派人在太子身亡处修建了一座宫殿，叫作“思子宫”，宫中造了一座高台，叫作“归来望思台”。
征和四年（前89年），桑弘羊上书建议在轮台戍兵以备匈奴。此前武帝听说大宛有汗血宝马，就命使臣携带金帛去换取。由于双方意见冲突，换马不成，使臣也在回来途中被大宛劫杀。武帝大怒，派贰师将军李广利两次远征大宛，虽最终迫使大宛臣服，得到了良马。但几十万军队劳师远征，将士伤亡甚众，耗费钱粮无数，得不偿失。除了远征大宛，汉匈交兵连年不止，不断的吸干大汉越来越贫乏的国力。有介于此，武帝驳回了桑弘羊的建议。并下诏反思自己，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政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史称“轮台罪己诏”。
六月，武帝任命田千秋为丞相，封其为富民侯。田千秋并无功劳，能居相位全仰为太子鸣冤之言，武帝起用他为相有矫正自己过失的意思，封其为富民侯也是希望他能使民众安定富足，弥补自己劳民伤财留下的亏空。田千秋任相以后一改武帝之前的霸道作为，提出“施恩惠，缓刑罚”的施政主张，得到武帝的赞同。经过几十年的大力开拓后，汉帝国又回到了与民休息的道路上来。
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武帝病重，选定继承人就成了最为迫切的问题。武帝共有六子，长子刘据性格仁厚温和，为政宽厚，是收拾残局，安定民心最理想的人选。武帝曾对卫青说自己用法严苛，穷兵黩武都是为了天下安定。然而自己的做法只是应一时之势，后人不可以此为定制，否则就要重蹈暴秦覆辙了。太子性格稳重好静，肯定能安定天下，不会让朕忧虑。要找一个能够以文治国的君主，没有谁比太子更合适了。武帝晚年常年外出游幸天下，每每出宫便将诸事交付给太子处理以锻炼其执政能力。太子宽厚，经常将一些他认为处罚过重的事进行平反，武帝也赞赏太子的做法。然而随着太子的死去，多年的培养付诸东流，其中滋味，唯武帝自知。
次子齐王刘闳在元封元年（前110年）就已去世。三子燕王刘旦在太子自杀后自以为按顺序自己当为太子。但武帝并不喜欢这个好武恃勇的儿子，一直未立太子。武帝后元元年（前88年），刘旦遣使入长安，向武帝上书请求宿卫长安，以备不虞。实则是让武帝立他为太子。武帝大怒，立斩来使，紧接着又以燕王“藏匿亡命之徒、违反汉律”的罪名，削掉燕国三个县邑，并感叹道：“生子应置于齐鲁之地，以感化其礼义；放在燕赵之地，果生争权之心。”四子广陵王刘胥是刘旦的同母弟，与兄长一样，气力过人，好勇斗狠，能与熊、野猪等野兽搏斗，但行为没有法度，难成一国之君。五子昌邑王刘髆在李广利、刘屈㲠的谋立事件中虽未被牵连受罚，但也与太子之位无缘，已在后元元年先于武帝去世。六子刘弗陵最小，但武帝认为此子最像自己，遂决定立其为太子。为了防止自己死后吕后之事重演，武帝又将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赐死。
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二月十二日，武帝病重，将年仅八岁的刘弗陵立为太子。次日，武帝诏近臣托孤，任命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接受遗诏辅政。加封金日磾（mì dī）为车骑将军，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共同辅佐少主。一天后，武帝崩于五柞宫，享年七十岁。
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大汉帝国声威张于四方，疆域扩展空前辽阔，众多民族被纳入到中华文化体系之中。与其同时代的大夏、安息都还处于落后的奴隶制阶段，而罗马的凯撒大帝在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才出生。汉武帝治下的汉帝国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不可否认，汉武帝在位期间征伐不断，酷法盛行，给百姓造成了极大的负担。但除去武帝自身弱点恶习之外，其大政方针顺应了历史潮流，为中华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汉武之功，不虚大帝之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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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2-28 11:52: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