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经济特征——铸币业与铜业

我叫勒布朗

文章——王瑰：
资料来源：
《中国货币史》；
《晋书.食货志》；
《三国志》；
《日知录》；
《历代四川铁钱图录》；
《南齐书》；
《华阳国志》；
《汉书》；



东汉南方经济图



三国经济图

三国时期承汉末大乱之后，生民涂炭、百业凋敝，其铸币的数量和质量不管在魏在蜀在吴，都远不如汉家一统时。 三国时期文献和考古材料都相对较少，但三国的铸币却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被发现。货币学角度的三国铸币研究，已经较多，但通过研究铸币情况来窥探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状貌目前还不太盛行。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如著名货币史专家彭信威先生曾指出蜀和吴的币制比不上曹魏，因为他们都曾铸造大钱，将货币持续贬值，造成通货膨胀。从货制上暗示了三国统一于魏晋的必然性。黄留春先生通过对汉魏许都故城出土窖藏铜钱的研究，认为曹魏五铢虽然铸工粗劣，但各式钱币重量基本相等，从而得出曹魏地区经济比较稳定的结论。刘建国、高岚两先生则通过对孙氏铸大钱原因的探讨，以及吴地考古发现的大量钱币，推论出孙吴的商业经济繁荣程度超过钱帛杂行的曹魏。蜀汉铸币发现最多，减重线索明晰，安剑华先生认为这刚好与其政治经济形势的衰落和恶化趋势相一致，等......这些看法确实反映了一些客观事实，但针对具体情况及三国整体的探讨还稍嫌不足，对蜀汉铜业、铸币业尤为忽视，以此，也就对蜀汉的经济特征认识不够深刻。对此，可以先从魏吴两国的铜业、铸币业谈起，以为对比之便。
一、魏吴的铸币与铜业
汉代五铢钱，自武帝垄断在上林三官铸造后，形制、重量得到较高保证，中间虽经王莽币制改革之乱，但光武中兴复行五铢，直至后汉之末，其钱币运行并无较大问题。董卓入洛阳，坏五铢钱，改铸无轮廓文章的薄劣小钱，稳定运行近 300 年的五铢钱法遭到空前破坏，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榖一斛至钱数百万”、“自是后钱货不行”。铜钱流通陷于停滞，曹操为相，废小钱，复行五铢。但当时“ 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榖贱无已”。所以虽然当时中原战乱，粮食匮乏，却仍然出现了严重的货重物轻局面，复行的五铢钱实际上仍难以行通。曹丕称 帝，黄初二年(221)三月“初复五株钱”，但才十个月，由于榖价上涨，货币更显不足，遂“ 罢五铢钱，使百姓以榖帛为市”。榖帛行用既久，民间“ 竟湿榖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铜钱不用的弊端显现出来，于是明帝嗣位即接受司马芝等重铸五铢钱的建议 “乃更立五铢钱”。此后未再罢用，至晋用之。文献上对曹魏货币的记载，大体止此。曹魏五铢，以前未闻有何特色，随着三国考古中大量铜钱的出土，古钱币学界在上世纪 90 年代基本厘定出了曹魏五铢的独有特征。一般来说同时具有钱面外郭侵压钱文、钱体轻小、穿孔广大、边缘毛刺、铸造粗劣的五铢钱就属于曹魏五铢。透过曹魏五铢的这些特征，至少可以看出两个问题，一是曹魏对铸币业重视程度不足，二是曹魏的铸币工艺较为粗糙。
曹魏五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数量少。目前发现的三国货币，都混杂大量其他货币，曹魏五铢占比都较低。1987 年许都故城发现 335 公斤古钱，在抽样的 40 公斤 32609 枚钱币中，曹魏五铢 350 枚，仅占 1. 07%。其他发现曹魏五铢的墓葬，以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为多，出土的 6800 余枚钱币中，经专家鉴定有 80 余枚属于曹魏五铢，占比也才 1. 2% 左右。从蔡运章、霍宏伟两先生作的较全面的统计来看，多数墓葬的出土都是个位数级，占总数的微小比例。
曹魏五铢数量少，文献上也是有暗示的。遍览«三国志.魏书»所载赐钱事，仅有数条，即建安末毛玠卒，曹操赐“棺器钱帛”；景初二年 (238)，明帝赐满宠“田十顷、榖五百斛、钱二十万”；齐王曹芳嘉平六年(254)，魏廷追思表彰清节之士，赐徐邈、田豫、胡质等钱榖，徐邈得钱三十万，田豫、胡质未载详数，但应与此一致，否则没有独详徐邈之理。当魏武创业、三国鼎立之时，最强大的曹魏其赐钱的频率与数量与汉时动辄千百万相比，极为逊色。唯一的例外是景元元年(263)司马昭进位相国晋公，“赐钱千万，帛万匹”，但这是司马昭即将取代曹魏的时刻，属 特例，虽倾国家府库也要行之。但即便这样，与孙权对吕蒙赐钱千万、一亿，刘备平益州时对法正、诸葛、关、张的赐钱各五千万相比，仍逊色太多。
显然，对曹魏那样规模的国家而言，其铸币量是很不够的。但是，这也有着不可扭转的深沉原因，即日本学者柿沼阳平所揭示的，随着秦汉数百年来布帛生产和供应、积累的增加，其本来存在的取代铜钱的趋势遭汉末大动荡后铜钱供应体系的破坏及本身铜料供应的日渐不足，提前将铜钱旧有的国家功能取代之故。这之中，也就包含着铸币质量粗糙的直接原因了，即大动荡的时局与铜料供应的不足。
在东吴方面，情况稍微好些。吴地本处我国著名的长江中下游铜矿带，历史上先秦两汉隋唐宋也都是全国著名的铜产地，建安七年(202) 周瑜为孙权定策时即指出吴地“ 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冶铜铸币业似乎并未因汉末动乱而荒废，从孙权的赏赐来看，其存量铸币也是比较丰富的。如吕蒙以征黄祖有功，“赐钱千万”，其后又以夺回荆州，“赐钱一亿”。孙权对士廞寡妻也曾“赐钱四十万”，对吕岱家“加赐钱米布绢，岁有常限”。另外也曾用钱处理境内民族关系，如赤乌十一年(248) 陆胤平九真夷叛乱，便“遗以财币”。不过，孙吴载于史册的赐钱用币记录仅止这些，频次仍然有限。吕蒙以定荆州之功，蒙赐爵孱陵侯，并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但是吕蒙接受侯爵而“ 固辞金钱” ，却也暗示出当时孙吴存量货币虽多却算不得富厚，否则没有道理受爵而拒钱，而嘉禾五年(236)，孙权“铸大钱，一当五百”。赤乌元年(238)，又“铸当千大钱”。其目的在于“广货”，即增加货币，扩大财政购买力，这又说明当时其境内钱币供应是不足的。而考古发现的典型吴钱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其数量并不多，在清洗整理出的钱币中，各墓葬基本不超过十个，且吴地墓葬绝大多数都有蜀钱出土。以致论者以为东吴是故意引进蜀钱以弥补国内货币不足。
因此，可以说，在东吴方面，其铸币仍是不足的。不足的主要原因除了当时商品经济的转型外，也必有铜料供应不足之故。吴地坐拥长江中下游铜矿带何以会在铜料的供应上显现不足呢?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吴地的铜矿富集地带，即以今湖北东部大冶铜绿山为中心绵延入于江西、安徽江南地区的铜矿带，在吴国统治核心区域，大量采铜人员的聚集不利于国家安全。同时其地还充斥着吴国内部的重要隐患———山越之民，且从这里发现的采铜遗迹来看，先秦时期已经得到极大开采。汉代又设丹阳铜官于此大肆采冶，易采矿料已竭。在三国时期的技术水平和 矿工动员能力下也不能大量开采。
二、蜀汉的铸币业
由于黄巾起义在巴蜀地区的影响较小，汉末益州地区社会经济运行并没有遭到较大破坏。董卓坏五铢铸小钱时，毁坏的主要是洛阳、长安库存的五铢钱，货币不行也主要在中原和关中地区。而董卓之乱前，巴蜀之地已被刘焉控制，刘焉有割据益州的野心，入蜀行使州牧之权后，即遣张鲁驻汉中，“断绝谷阁，杀害汉使”、“上书言米贼断道，不得复通”。因此董卓的小钱即便能在流通中被接受也是难以大规模进入巴蜀地区的。也因此，当益州转入刘备之手时，蜀汉货币的存量，从一开始就给人以富厚的感觉。建安十九年(219) 刘备定益州，“ 赐诸葛亮、法正、 飞及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其余颁赐各有差”。而其他随同周转的功臣、平蜀的士卒等，仍要大量赏赐。如刘备的忠心支持者糜竺，定蜀后，拜官“ 安汉将军，班在军师将军之右”、“赏赐优渥，无与为比”。军师将军即诸葛亮，糜竺的官位比诸葛亮高，得到的赏赐无人可比。可见他从刘备那里受赐的钱还不会低于五千万。刘备初攻刘璋时，曾向其士卒许诺 “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定成都后，果然 “士众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这是数万人自由拿取的规模，其中自然也包括钱币。仅由此看，蜀中钱币的存量是相当丰富的。
不过，刘备的慷慨实际上已倾尽府库。所以刘备立刻就面临“ 军用不足” 而“ 甚忧之” 的局促形势。对此ꎬ刘巴建议“ 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刘备采纳，“数月之间，府库充盈”。直百钱，即直百五铢钱。一般认为是人为定价的虚值货币，目的是用大钱回笼分散出去的小钱。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刘备的目的显然达到了。而这也反衬出成都府库原来存量的钱币是足够丰富的，钱币丰富必定铜料充足。那么当时蜀中铜料充足吗? 这个回答，长期以来是否定的。
否定的第一个根据是刘备铸过铁直百五铢。蜀汉铸铁钱，当时文献并无反映。宋人洪遵著 «泉志»，称蜀汉直百五铢“有铁钱，重五铢四参者，轮郭厚重，文字湮晦”，似曾见过实物。不过，洪氏虽称蜀汉有铁钱，但并未否定蜀汉曾铸铜钱。但不知为何，清初著名大学者顾炎武却在一篇关于铜的论文中径称“昭烈入蜀，仅铸铁钱”。这就完全不顾历史真实了。蜀汉铁直百五铢有过发现，但数量极少，难以辨别是官铸还是盗铸。如果是官铸，文献是不该失载的。铸钱是国家大事，毕竟像公孙述、南朝梁武帝、五代、宋代官铸铁钱都是明文记载的。
第二个根据是有史籍载刘备曾“ 取帐钩铜铸钱以充国用”。帐钩铜都要取来铸钱，其背后必定是铜料的缺乏。但实际上如果蜀汉确实缺乏铜料。那么可以肯定刘备以搜刮及于帐钩的铜料采集方式所获得，最多只能满足一时之需而很难保持蜀汉铸币业的长久生存。但是，就考古发现来看，蜀汉的铸币是很丰富的。目前被普遍认定为蜀汉铸币的，计有直百五铢、大平百钱、大平百金、定平一百、直百，以及蜀五铢 、蜀汉五铢等。而据多年来积累的研究，这些货币组成了不间断的蜀汉铸币史，前期以直百五铢为代表，中期以大平百钱、大平百金为代表，后期以定平一百、直百和IV式直百五铢为代表，时间下限接近公元260 年。因此，蜀汉铜料的供应当是始终有保证的。
第三个依据是蜀汉铸币存在着不断减重的现象。这是确实的，但是这却不能作为依据，因 为货币减重是实物货币长期运行的规律。从考古发现看，曹魏五铢减重幅度最小，“ 各式重量基本相等”。但是须知曹魏五铢一开始就是以粗劣轻小面貌出现的，其减重空间远不如蜀汉直百五铢与东吴大钱。而且，蜀汉货币还存在着与东吴经济交流的任务，大量输出到东吴，势必要不断减重。一来与东吴货币匹配便于结算，二来降低己方铸造成本，防止铜料过快流失。况且，中国文物的精美与粗劣总是与王朝盛衰正相关的，铸币也不例外，只以铜料短缺来解答蜀汉铸币不断减重的现象是不够客观的。
从考古发现的蜀汉铸币来看，数量也很多。最多的是直百五铢，如 1978 年四川威远黄荆沟窖藏有435 枚，1981 年四川忠县(今属重庆) 涂井蜀汉崖墓有309 枚，成都彭州 1984 年出土、2003 年清洗整理的钱币窖藏有2840 枚，1987 年重庆江北县集真乡出土窖藏铜钱一批全系直百五铢，共 5400 余枚。其次是蜀五铢，威远黄荆沟窖藏有400 枚，涂井蜀汉崖墓有532 枚，成都蒲江县1980 年出土、2004年清理窖藏铜钱全是蜀五铢，计 187 枚。仅以此并不完全的统计与出土的曹魏五铢在数量上相比，已经大大超过了，东吴的当五百、当千大钱就更不能比了。
从文献记载来看，蜀汉货币存量较多。也不仅在刘备初入蜀时，蜀汉中期越巂太守张嶷还曾以“遣左右赍货币”赐予汉嘉郡牦牛夷首领狼路的方式，打通了断绝百余年的蜀地通往南中的便捷大道，这笔赐币的数量不会少。另南朝梁 武帝时，曾试图重新统一币制，铸重五铢的五铢钱和无郭女钱，为大小二品，颁诏废古钱，行新钱，但结果却是“ 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雉钱、 五铢对文等号。轻重不一。天子频下诏书，非新铸二种之钱，并不许用。而趣利之徒，私用转甚，至普通中(520 - 527)，乃议尽罢铜钱，更铸铁钱”。直百五铢、太平百钱、定平一百都是蜀汉旧钱，而当时用钱之地遍及南朝统治区内除交州、广州之外的全部区域，可见蜀汉钱的数量、相对质量都是很高的，所以才能突破巴蜀之域，全贯长江，被民间长久使用。从考古发现看，蜀汉铸币主要分布在蜀、吴，这自然与蜀吴盟国，交流密切之故有关。但进入西晋后，也流布到了北方。晋代魏后，曾徙蜀大臣并蜀民“ 三万家于河东及关中”，蜀汉旧钱自然也被他们带入北方。
所以从各方面来看，三国时期，蜀汉的铸币业没有中断，还应是三国之中最发达的。
三、蜀汉的铜业
前文的分析，指向蜀汉铜料并不短缺。从蜀汉之前的历史来看，蜀地铜矿资源是相当丰富的。三星堆、金沙等著名先秦古蜀遗址，表明蜀地周围应当蕴含着较为富集的铜矿资源。滇东北与川西南是中国著名的铜矿分布带之一，即川滇铜矿带。而蜀在其下游，承用其铜甚为方便。秦灭蜀后，秦人、东方六国移民带着先进生产方式进入蜀地。“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说明战国中期至秦代，蜀地有丰富的铜矿资源。但是，这时开采的不应是今川滇交界处的铜矿，而是距成都平原不远的严道铜矿，地在今雅安荥经，其附近地区出土过大量战国后期秦人墓葬。也只有在此距离成都不算远的地方开采铜矿，蜀中才可能呈现出“家有盐铜之利”的盛况。汉初，文帝赐邓通以严道铜山铸钱，以致“‘邓氏钱’布天下”。武帝中后期，司马迁随南征大军平西南夷，于蜀多所游历，而后在其«史记»载 “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说明此时蜀地仍是富于铜矿的。且其载各地出产，只有两处提及产铜，蜀是其一。西汉后期至东汉，巴蜀腹心的铜矿资源大为减少了，所以«汉书.地理志»已不言蜀地有铜。但从巴蜀向南，铜矿资源仍然丰富，且采冶逐渐深入。前后«汉书»皆载的越巂郡邛都(治今四川西昌) 南山出铜，今天也有考古揭示的规模庞大、 国内罕见的东坪汉代冶铜铸币遗址的印证。此外，益州郡俞元县(治今云南澄江)、来唯县 ( 今越南境内红河与黑水河间) 、犍为属国朱提县(治今云南昭通)皆有铜山ꎬ，«后汉书.郡国志»李贤注又增加越巂郡零关道、益州郡贲古县 (治今云南蒙自)。因此，在后汉时期，虽然蜀地腹心可能缺乏储量可观的可采铜矿，但并不会缺乏可用铜料。
到了刘备定蜀之时，由于汉末动乱以来汉廷中央控制力跌落，南中诸郡也陷入骚动，刘焉父子虽以益州牧身份领有南中诸郡，但政令难以行通，甚至汉代中期羌乱以来阻隔的蜀中通往南中的大道也无法打通，导致蜀中长期以来无法有效吸收南中丰富的铜矿资源。因此，刘备定蜀后，一旦倾府库赏赐，又突然需要大量铸钱时，面临极度的铜料短缺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但这也只是十分短暂的事，因为才几个月，刘备所铸大钱就换回了府库充盈的良好成果，也就是说铜料短缺最终并没有成为刘备的问题。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对此，如果我们注意到刘备所铸直百五铢中，有不小一批背面上都刻有“为”字，学界一致认可这是表明犍为铸造的标志。犍为初为前汉所设郡，后汉分犍为南部为都尉地，领两县，朱提、汉阳，其中朱提辖前汉之朱提县( 治今云南昭 通)与堂琅县(治今云南巧家)。堂琅，辖地包括今云南巧家、会泽、东川，以产铜著名，为川滇铜矿带上铜矿最富之地，有清一代铸钱业以此为根本。因此，原本同郡的犍为，具有从此处获得铜料供应的便利条件。而刘备定蜀后，任命的首任犍为太守便是李严。李严能干强力，多次独立平定叛乱，刘备临终还委以诸葛亮副贰之职，同受 遗诏顾命，因此刘备很可能委其以收铜铸钱之事。此外，刘备定成都次年，即建安二十年 (215)即委任南郡邓方为安远将军、庲降都督，并为之升犍为属国为朱提郡，以之为太守，被授予方面经营大权。朱提郡辖五县，其中就有堂琅县，可见其专门复立了前汉的堂琅县。又«华阳国志»载堂琅县“出银、铅、白铜、铜、杂药”，东汉时期，堂琅铜洗行销全国，而邓方为人“ 轻财果毅，夷汉敬其威信”，因此可以说刘备对南中是相当重视的，希望能尽快为己所用的，而为己所用之目的，则肯定绕不开获取其铜矿资源的企图。
刘备卒后，诸葛亮主政，蜀中形势稳定后即率大军南征，南征之目的除了安顿北伐的后方，也在于获取南中资源。征服南中大姓后“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诸葛亮北返，南中夷民反叛，李恢再定南中，“赋出叟、 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金、银，都是蜀汉从南中获取的重要物资。但是，这里的金、银，不当仅指黄金、白银，还当包括铜、铁等金属。诸葛亮说“汉嘉金、朱提银，采之不足以自食”。可见诸葛亮主政时期是不主张采冶金银的，而铁矿不必取给于南中，因此从南中获取之金，而有裨军国之用的，只能 以铜为大宗，铜在上古、汉代也常称为金。
诸葛亮卒后，后主时期，蜀汉仍然在扩大铜料供给。后主延熙年间(238 -257)，在前汉南广县旧地置南广郡(治今四川高县)，辖四县。后主为什么要设置南广郡呢? 南广地界在刘备初定蜀时，即遣南郡邓方以朱提郡治庲降都督治所驻南昌县(地在南广与平夷道上)经营南中，后又经李恢、张翼的经营，由此而南，到建兴十一年 (233)，马忠平定南中刘胄反叛后，最终将庲降都督治所推进到味县(治今云南曲靖)。因此，南广地界，当时虽未专设郡县治，但也必定是蜀汉统治相当深入的地方，而南广土地“无稻田、蚕桑、多蛇、蛭、虎、狼。俗妖巫、惑禁忌、多神 祠”。显然这是一个并不适合内郡化的地方,在这里设郡县，应当别有所图。所图为何?
«南齐书» 上的一段记载或能暗示。永明八年 (490)，蜀郡太守刘悛启世祖:“南广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顷地，有烧炉四所，高一丈，广一丈五尺。从蒙城渡水南百许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铜。又有古掘铜坑，深二丈，并居宅处犹存。邓通，南安人，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铸。近日唤蒙山獠出云，甚可经略。此议若立，润利无极......上从之，遣使人入蜀铸钱，得千余万，功费多，乃止。” 刘悛发现南广郡蒙山下有铜矿，且有古冶铜遗存，上书世祖请采铜铸钱。但是，刘悛认为这是前汉文帝时邓通所采严道铜山，不确。首先地点不对，邓通所采乃在今四川荥经宝峰乡，现尤有大量矿硐遗存，密如蜂窝，年代从战国至清代。其次，若是文帝时期的遗存，则在 650 年左右，其“ 居宅处犹存” 恐怕不太可能。联系到后主开置南广郡的情况，既非人物繁盛，又非文明进步，而蜀汉取于南中者多为矿产，因此这处铜矿当是后主所开，如此，不足300年，居宅犹存的可能性更高，设为郡县，也便于国家直接行使权力，组织铜矿采冶。此外，后主延熙二年(239)，蜀廷还遣张嶷收复越巂郡，因为这里“旧出盐铁及漆”，收复越巂 “遂获盐铁，器用周赡”。越巂郡不仅出盐铁与漆，同时也是两汉以来著名的铜矿产地。蜀汉职官，有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而盐铁官为汉官，也负责铜矿采冶，这从前汉贡禹上疏“ 诸铁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铜铁”，可以看出，所以越巂铜矿必定也在开采之列。
除了有铜矿外，三国时期铜冶技师也大量集中在蜀汉，这恰也说明蜀汉铜业的发达。南朝梁人江淹« 古铜剑赞.序» 引张华«博物志» 云:“ 铸铜之工，不可复得，惟蜀地羌中时有解者。”张华，西晋名臣，则其所言当在三国西晋之时，而此时铸铜剑的技师，只有蜀地羌中还有。羌中，即蜀之西夷、西南夷，铜剑技师在蜀地羌中，那么以理度之，蜀地应该集中了大批铜产业链上的各类技师，才可能有独秀于全国的铜剑铸造技师。这恰与我们上文所论蜀汉时期铜业开采深入南中及蜀汉一直在冶铜铸钱相合。而且在云南保山的蜀汉墓葬中，还发现过一把铜刀，“残长 45、宽1.5、刀臂厚0.25 厘米”，这是三国考古的唯一；同时，在清道光十年(1830)，滇西铜厂还发现过一个有诸葛字样的石匣，匣内有刀状铜兵器24件，阮元判定为“汉钩”；这些都表明张华所说并非虚言。



保山坝蜀汉墓葬分布示意图

我们再从普遍的三国考古来看，据韩国河、 朱津两先生的综合研究，作为随葬品，铜器在曹魏墓葬之中未足以成为类别，唯铜镜可述；在东吴墓葬中，铜器可为一类器物，以铜镜与铜钱为主，而且铜钱除了汉五铢外，便以蜀汉钱为多；在蜀汉墓葬中，铜器也为一类，铜镜不足述，但釜、 锅、甑、灯、案、洗、马、耳杯、摇钱树等为一大项，铜钱则是另一大项。韩、朱两先生是就主要器物来说的，像带钩、铜泡、铜棺钉等微小铜器，曹魏和东吴诸铜器墓葬中，也较多，但是像那些较大型铜器，则确实以蜀汉墓葬为最。很显然，这反映的便是蜀汉铜料为三国之中最多。铜器其次多的是东吴，而东吴则与蜀汉交往最密切。当然，最能说明蜀地铜料丰富的可能还是摇钱树。摇钱树作为后汉早期开始流行于巴蜀的随葬器物，历蜀汉、西晋都存在。以铜树寄托对铜钱的生死迷恋，这个意识形成的前提便是现实中铜料的易于获得和铜钱的巨大作用。
因此，就全国总体而言，虽然三国时期，铜业极大地衰落了，但是蜀汉由于对南中的开发达到空前深度，政权本身也较为注意铜矿采冶，蜀汉的铜业得到继续发展，并以此支撑了它独秀于三国的铸币业。这又是否在国家经济运行模式上，塑造出了蜀汉区别于魏吴二国的特点呢?
四、蜀汉的经济特征
三国时期的经济，应该说都有以增强军事实力为中心，以为边境战争、统一战争服务的特点。但是，具体到各国，在实现的方式上则有所不同和侧重。魏吴二国，相对来说更为重视“广田蓄谷”。曹操能平定中原，得益于他自建安元年 (196)即开始屯田。后正始二年(244)司马懿又采纳邓艾议，省许都稻田，使水东下，于淮河南北广开漕渠屯田。是后“ 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从而在与东吴的淮南争夺中取得战略优势。东吴起初对屯田重视不够，但自黄武五年(226)，陆逊抗疏“请令诸将各广其田”起，孙权也便将国家军事实力的增强维系在广田蓄谷上了。其重视程度是“ 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然欲与众均等其劳也”。因此，终吴一代，粮食生产都受到了高度重视，所以«晋书.食货志»称“有吴之重农务榖，始于此焉。”
在蜀汉，农业生产也受到高度重视。刘备时设立司金中郎将负责农具和武器制作，还禁止饮酒酿酒；诸葛亮在都江堰设堰官领一千二百人专门守护，又兴屯田于汉中、南中，北伐休士练兵之余，仍“劝农于黄沙”；蒋琬、费祎、姜维先后辅政时期，建兴十四年(236)“徙武都氐王符健及氐民四百余户于广都”、延熙十年(247)姜维徙投降的凉州胡王白虎文等“居之于繁县”，延熙十七年(254) 姜维兵出陇西，“ 拔狄道、河关、 临洮三县民，居于绵竹、繁县”；广都、新繁、绵竹，都是成都平原膏腴之地，将他们安置于此显然是为开垦土地之故。但是，从蜀汉的重视中，也不难看出，其粮食生产力可能一直处在不足之中，因为连成都平原的膏腴之地都还能接二连三地安置移民，其荒田之多，农业劳动力之不足，不难想见。蜀汉末期，吴人薛珝至蜀求马，“ 经其野，民皆菜色”，蜀汉粮食匮乏已很严重了。因此，蜀汉对农业的重视，应当还有农业开发一直不足之故。之所以这样，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自汉代中期以来，蜀中虽无大乱，但人口一直处在损耗之中，中期开始的羌乱、末期黄巾起义影响下的骚乱、刘璋时期巴蜀豪族和“ 东州人” 的内战、 刘备夺取益州之战、曹操征汉中迁走汉中民、巴民，以及自刘备定蜀后持续不断的对外战争、诸葛亮南征和连年北伐，蜀汉好兴役力进行道路、 桥梁、官府等公共建设等等。所以陈寿虽对诸葛亮无比称美，但从未将“ 田畴辟、仓廪实” 这样的话语作为诸葛亮的政绩，这只是东晋人袁准的说法。也正是因为蜀汉农业无法为军事提供足够支撑，诸葛亮才会南征，而南征胜利后，蜀汉得到南中物资，于是才“军资所出，国以富 饶”。所以诸葛亮才会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也就是说，支撑蜀汉军事力量的，主要不是国内的农业生产，而是其他非粮食的物资。
从南中可以获得大量铜铁皮革等直接军事装备物资，从而减少对腹地生产人口的占用，其作用自不必说。但是蜀锦也能成为战略物资且还能达到“惟”的程度，那么其产量之大，占用人口之众是必然的。左思«蜀都赋»云成都地区 “栋宇相望，桑梓接连”、“技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诸葛亮也自称“有桑八百株”，显然其生产规模是相当大的。而蜀锦除了国内用于衣物、赏赐之用外，还大量出口，“ 江东尚未有锦，而成都独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于西道”。这说明蜀汉凭借蜀锦的出口贸易，为蜀汉连年用兵获取了很大一部分经济支撑。
蜀汉出口的不止蜀锦，比较大宗的还有马。刘备卒后，蜀吴交好，“ 蜀致马二百匹，锦千端，及方物”，后孙休时五官中郎将薛珝还“至蜀求马”。吴地不产马，而蜀地今四川西部高原及云南都是著名的产马之乡，后来宋廷偏安江南时也大量从此采购马匹，蜀马出口吴地也是有传统的。锦与马外，还有很多。左思«蜀都赋»称成都为“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异物崛诡，奇于八方，布有撞华，面有桄榔，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枸酱流味于番禺之乡”。语虽夸张，但无疑在三国时期蜀汉都城成都就是整个西南地区，甚至及于南亚、东南亚的物资聚集和发散中心，其商业繁盛状况也许远高于我们今天的估计。
因此，以蜀汉的商业和贸易形势来看，三国之中，它应是商品净输出地。换句话说，蜀汉应该是商品交换等价物的净输入地。当时充当商品交换等价物的，一是钱币、一是布帛。但是蜀锦繁盛，且有出口，无必要对外获取布帛，因此蜀汉流入应主要是钱币。但是，实际中，我们看到，蜀地几乎没有魏吴钱币出土，反而是吴地各种系列的蜀汉钱币都有。因此，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蜀汉既输出大量特产，又输出大量货币，要弥合这个悖论，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史书失载了蜀汉曾经大量进口的物资。而这个物资，根据上文的分析，最可能的便是粮食。吴的粮食生产应当是较为充足的，不仅是孙权重视亲自垂范的缘故，更因其境内囊括有中国古代最著名的两大粮食生产基地，江汉平原和长江下游平原。虽然两大平原，在两汉时开发尚嫌不足，但通过孙吴数十年的开发却也达到相当程度了，毕竟东吴之后，就是靠着这两大平原支撑起东晋南朝数百年偏安的。
作为一个战争国家，其最重要的战争物资食都需要购买，那么其国家经济运行的基本模式就很可能与商业活动密切相关了。对此，我们不妨再作进一步考察。
前文引述过日本学者柿沼阳平对曹魏税制和货币经济的研究，对于蜀汉经济特征，他也没有忽视，在他2012年的一份研究中，认为是军事最优先型。这个总结在国内而言，其实并不新鲜，只是提法不同而已。魏蜀吴三国鼎立，都致力于重现大一统，即便统一之心没有那么强烈的，也要竭力防御，以便不被兼并。因此，各国经济体系实质上都是在为形成强大的军事力量而设计、运转，只是在实现途径上有所不同。但是在柿沼君的研究中，蜀汉和曹魏的经济体系实质上并无差别。在曹魏，柿沼君认为随着两汉以来绢帛存量的不断增加以及铜矿资源的不断减少，以及董卓对五铢钱法的毁坏，绢帛在东汉末年取代铜钱成为国家性结算手段，铜钱沦为民间经济流通手段。而蜀汉，柿沼君一样认为铜钱只是蜀汉民间经济流通的手段，国家层面的主要结算手段也是绢帛。从柿沼君所引用的蜀汉史料 来看，蜀汉进行的赏赐大多是用帛，亡国后国库所余有帛无钱等，似乎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最关键的，蜀汉的赋税也是如曹魏那般的户调制吗? 蜀汉赋税制度，史书无载，但是须注意它承袭的是汉统，而汉末中原地区遭到的破坏远甚于蜀，蜀地又毗邻铜矿富集地，用帛取代铜钱成为国家结算手段的内外因和偶发性条件都不具备。而且，柿沼君也注意到的，前汉中期以来国家赏赐就屡屡用帛了，后汉时期更是频繁，但当时铜钱仍是国家层面的主要结算手段，那么又岂能以此断定铜钱已经不是蜀汉的主要国家结手段呢? 况且蜀汉亡国时，府库无钱有帛恰好与 我们前文分析的蜀汉大量输出钱币的结论存在逻辑一致。因此，至少在蜀汉，布帛取代铜钱的国家结算条件并不成熟。
此外，我们还应当注意到盐铁之利也是蜀汉政权的重要收入组成。蜀汉主盐铁之利者为司盐校尉，自首任校尉王连之后“简取良才以为官属，若吕乂、杜祺、刘干等，终皆至大官”，盐铁系统官员的迁官前景是令人艳羡的。那么在蜀汉经济体系中占有如此重要地位的盐铁之利的征收或获取是属于国家层面的结算还是属于民间层面的结算呢? 如果是前者，那么蜀汉政府可能以帛的形式实现吗? 恐怕很难，因为盐铁之利，是以微而众、广而散的形式实现的，只有以钱币结算才便于收取。
另外，就蜀汉对锦的获取而言，主要也不是通过征收而是通过民间购买实现的。前引左思 «蜀都赋» 有云“技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这说明蜀锦的生产主要是广而众的民间个体生产，«太平御览»所载魏文帝诏“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比”，也表明这点。因为只有个体生产，其质量才更不易统一。而如果只靠赋税的形式征收民间锦帛，那么其出口数量恐怕有限，因此，蜀汉政府以蜀锦出口换取战争物资只能是以政府采购再销售的形式来实现。而采购蜀锦最合适可行的支付手段是钱币。
无疑，铸币业在蜀汉经济体系中是具有基础性支撑作用的。以蜀锦出口和盐铁之利作为支持国家战争和日常运转主要收入的蜀汉经济，也无疑可用战争驱动下的国家商业经济模式来描述。这种方式在汉武帝为抗击匈奴筹集资金时，曾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取得了良好效果，直到昭帝时期盐铁会议之后，才慢慢松动。蜀汉面临着国小民稀而又需与魏吴抗衡的形势，照搬过来运用也是合宜的。刘备临终嘱其诸子读«管子»，也正说明蜀汉在经济政策上具有灵活务实的传统。也即是说三国鼎立，从经济基础看，蜀汉主要是以国家商业经济模式与魏吴的农业经济模式相竞争。在这种竞争中，值得着重指出的是蜀汉国家商业经济的运行基础正是蜀汉独秀于三国的铜业和铸币业。

君重生

巴蜀出土过大量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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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78年威远县中有董卓的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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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帖子不给力，勉强给回复下吧